其实，大顺朝廷内真的有不少人，有点“真心诚意”地想要帮帮法国。
因为，当初跟着刘钰搞扶桑移民、黄河改道，以及参与刘钰跑路后李欗的边疆铁路、基建工业和政变的一些“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老人，还没完全死绝。
这批人心里很清楚，这法兰西啊，要出大事。
他们未必能够想到激进的共和这种“在旧欧洲看来像是瘟疫”一样的东西，或者说也未必担心这个。
而就是很纯粹地从地缘政治、经济上解读。法国要是真出大事了，欧洲也要彻底乱套；而欧洲一旦乱套，会因为经济因素，把问题传导到大顺身上。
当然，这里的“出大事”，并不是只有“重农学派”或者“自然秩序”来背锅。
而是说，他们的对立面，科尔贝尔主义，实际上也是在打着“托中改制”的旗号。
并且，他们的改革，埋的雷，可比重农学派大多了。
怎么理解这个“托中改制”呢？
因为大顺现在发展的好，所以大顺是对的。
问题是，大顺的制度，到底是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还是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
因为大顺现在发展的好，是世界头号帝国。
所以要改制，肯定要托中。而本身，法国又是欧洲科尔贝尔主义的策源地，法国又有浓厚的科尔贝尔主义的传统，这也使得反重农学派的这批人，举着大顺和科尔贝尔的双重旗号。
简单来说，大顺这边对法国的新国王，相当不看好。
当初刘钰评价上一代法王，这事很多实学派的老人都知道。说路易十五纯纯的机会主义的头子，你看着吧，这机会主义的毛病，改也难。
不管是当初脑子一热就要把胜利都压在夺取汉诺威逼英国和谈上、还是后来汉诺威方向失败又要孤掷一注造船登陆英国上，无一不体现了这种机会主义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