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的一整个五月，吴川除了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交流外，就是在推动共产国际的运行和莫斯科和会的召开事宜，但他还是把不少精力放在了观察人民委员会和整个苏维埃俄国行政体系的运行上。
虽然他曾经向德皇威廉提出利用中国试验总体战的理论，以对抗日本人。但实际上革命委员会一直都没有被逼迫到要打总体战的程度，一方面是他同日本开战之前储备了足够的物资，并主要利用了从俄国被驱逐回国的华工和闯关东的关内农民，还没来得及把革命军的力量扩张到东北每个乡村；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真的是穷鬼，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根本就没想过再打一场日俄或甲午大战。
因此在革命军时代也好，还是革命委员会时期也好，共和党都没有用到自己的钱，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总体战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始终都是一个纸上的计划，并没有完全的落到实处。甚至有些委员单纯的以为，总体战就是统计居民的日常消费，然后按照计划供应。
但是在莫斯科，吴川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一个正在进行总体战的政权是如何运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总体战的最严酷版本了。在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需求是不被考虑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社会运营的最低需要进行分配的。也就是说，战时共产主义追求的不是让普通人活下去，而是让社会组织所需要的部门保持存在。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社会上所有的资源都被收集在了公共仓库，然后按照社会运营的需要再分配出去。以确保以最少的资源，让整个社会运转起来，而不至于崩溃。一般来说，一个崩溃的社会，大量的资源都会被浪费在无意义的活动中，从而带来更多的死亡。
对于俄共布来说，战时共产主义其实满契合党的理念的，无非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极大的生产力下进行分配，现在则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但分配的方式还是比较相似的，都是按需要分配，只不过一个是按照个人需要，一个则是按照组织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