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从洲回忆录》》中写到：
1938年6月，由于晋南日军不断袭扰河防，威胁黄河沿线的安全，我旅奉命东渡黄河，坚守永济，阻敌西渡。部队出发前在朝邑县城隆重举行东渡誓师大会，我还在大会上率领全旅官兵，一句一句地宣读了渡河抗日的誓词。
时隔几十年后，我采访过的一些十七路军老兵，还能一字一句地背诵出这段誓词，“我为中华生，我为中华死”、“我不杀敌，敌必杀我”，这段誓词至今读起来还让人热血沸腾。陕西军的每支部队，每个将士，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开往黄河对岸。黄河东岸的山西，不是他们祖辈父辈生活的土地，但是黄河东岸如果丢失， 日军就会跨过黄河，铁蹄践踏他们祖辈父辈生活的陕西。守山西就是守陕西，保中条山就是保家乡。中条山是黄河东岸通往陕西的唯一屏障。日军若占有中条山， 向南可以直取洛阳，向西直接攻取潼关。自古以来，要守西安，先守潼关，潼关一失， 西安危矣。因为潼关以西，直达西安，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八百里秦川，这片平原一直延伸到了陕西西部的宝鸡地区。
《孔从洲回忆录》中所说的朝邑，是我的祖辈和父辈生活过的地方，那里土壤I巴沃，民风淳朴，是陕西最富裕的地方，上世纪50年代，因为要在河南的三门峡修建水库，我的祖父和父亲，还有50万人离开世代繁衍生息的富饶的关中平原， 迁徙到了宁夏、甘肃和秦岭山区、陕北高原，在丘陵上凿窑洞居住，在最偏远的山沟中广种薄收。
当年随同孔从洲的警二旅出征的，还有一支民间武装，这就是世代生活在黄河西岸的“平民县渡河杀敌游击队'
日军开始进入山西后，身兼陕西省主席和三十八军军长的孙蔚如就制定了黄河沿岸游击战计划，委派了一批坚决抗日的爱国志士担任黄河沿岸各县县长，在中山陵前剖腹明志、力主抗战的续范亭将军的族弟续俭任平民县县长。平民县与山西永济县隔河相望，最窄处仅有2.5公里，日军的汽艇只需十分钟就能够开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