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刘铭传放弃基隆、主守沪尾的策略是相当高明的。然而，刘铭传的这一得意之作，却在之后遭到了左宗棠、刘璈等湘系将领以及清流派的不断抨击。
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放弃基隆是否是守住沪尾的前提条件上。在这一点上，刘铭传采取了不诚信的手段。他在给清廷的奏章中为了证明放弃基隆的合理性，将本来发生在10月2日的法军炮击沪尾并摧毁防御工事一事，说成发生在10月1日。这样一来，他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是在沪尾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才不得已放弃基隆的。并且，刘铭传一再否认李彤恩的三封告急信。
刘铭传的这一做法是不诚信的，并且是欺君之罪，左宗棠、刘璈等人批评他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左宗棠、刘璈等人对刘铭传的抨击，并未停留在批评的层面上。他们紧紧抓住这件事情，对刘铭传进行毫无休止的谩骂、侮辱，这是不可取的。大敌当前，不想着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反而为了一件并不具备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打击自己人，这绝对不是很好的事情。
首先对刘铭传发难的是当时负责台湾南部防守的刘璈（刘铭传来台后，与刘璈分守台湾，刘铭传守台湾北部，刘璈守台湾南部）。沪尾大捷后不久，刘璈就曾写密信给左宗棠说：“不必从基隆撤兵，也能守住沪尾。沪尾一战的胜利，主要是孙开华三营湘军的功劳，即便没有章高元等部援助，沪尾也不会丢。基隆是台北的重要门户，是法国人的进攻重点，也是朝廷着力守御的战略要地。基隆丢了，沪尾也会保不住。基隆、沪尾保不住，台北也就保不住。台北保不住，整个台湾都将沦陷敌手。所以说，基隆的守与不守，关系到台湾的存亡，绝不是小事。”
刘璈清楚地意识到了法军的进攻重点是基隆，他所说的不放弃基隆也能守住沪尾也是符合事实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对于台北的防御来说，沪尾的意义更为重大。当然，他更不能理解刘铭传诱敌深入对中法战争全局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