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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刘秀为首的汉王朝君臣，大都出生社会的中下层，也都是从汉末，新莽的乱世而来，最了解现实的弊病和病因。
那时，西汉末年，以及新莽时代，延续多年的土地问题上的积弊痼疾，遗留到刘秀建国的初年，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
全国大部分的土地财产，几乎都集中于豪族大姓，功臣贵族，皇亲国戚之手。
朝廷全国各州郡在国家户籍上编户百姓的数量，向朝廷缴纳赋税的农田的面积情况，很多都被豪族大姓，瞒报少报，很不确实。
这样的结果，致使偷逃朝廷赋税的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朝廷的正常收入支出，难以维持朝廷的正常治理。
朝廷赋税收入的窘困，导致军队的维持，大臣官吏的俸禄，宫廷眷属的供养等，都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反观，豪族大姓，功臣贵族，皇亲国戚这些既得利益者，却一点也不体谅朝廷的困窘，一个个富得流油，竞相奢侈浪费，穷奢极欲，与国家赋税收入的捉襟见肘，处处节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秀为此，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随着战事的减少，天下逐渐恢复太平，将士的复员，流民的安置，奴婢的释放，汉朝廷国家户籍上，编户的户数与人口的数量，实际上每年都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尤其是到了诛灭群雄的和平年代，百姓的户数与人口的数量，实际上每年，都有大幅增长的趋势。
可是，豪强大姓，功臣贵族，皇亲国戚们，依然如故，为了他们家族的私人利益，都在竭力地隐瞒，自己的农田面积与户口、人口，以及拥有私属奴婢的数量，以逃避朝廷的赋税与劳役。
而且，让刘秀为首的汉朝廷君臣难以接受、忍无可忍的是，贪得无厌的豪强大姓，功臣贵族，皇亲国戚们，甚至置国家法令法规于与不顾，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或者强迫，失地、少地百姓或者朝廷已经明令释放的奴婢，重新脱离国家户籍，成为他们的荫护户，以躲避赋税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