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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以刘秀为首的汉王朝君臣,大都出生社会的中下层,也都是从汉末,新莽的乱世而来,最了解现实的弊病和病因。
那时,西汉末年,以及新莽时代,延续多年的土地问题上的积弊痼疾,遗留到刘秀建国的初年,已经是越来越严重了。
全国大部分的土地财产,几乎都集中于豪族大姓,功臣贵族,皇亲国戚之手。
朝廷全国各州郡在国家户籍上编户百姓的数量,向朝廷缴纳赋税的农田的面积情况,很多都被豪族大姓,瞒报少报,很不确实。
这样的结果,致使偷逃朝廷赋税的情况,变得非常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朝廷的正常收入支出,难以维持朝廷的正常治理。
朝廷赋税收入的窘困,导致军队的维持,大臣官吏的俸禄,宫廷眷属的供养等,都成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反观,豪族大姓,功臣贵族,皇亲国戚这些既得利益者,却一点也不体谅朝廷的困窘,一个个富得流油,竞相奢侈浪费,穷奢极欲,与国家赋税收入的捉襟见肘,处处节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秀为此,忧心忡忡,夜不能寐。
随着战事的减少,天下逐渐恢复太平,将士的复员,流民的安置,奴婢的释放,汉朝廷国家户籍上,编户的户数与人口的数量,实际上每年都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尤其是到了诛灭群雄的和平年代,百姓的户数与人口的数量,实际上每年,都有大幅增长的趋势。
可是,豪强大姓,功臣贵族,皇亲国戚们,依然如故,为了他们家族的私人利益,都在竭力地隐瞒,自己的农田面积与户口、人口,以及拥有私属奴婢的数量,以逃避朝廷的赋税与劳役。
而且,让刘秀为首的汉朝廷君臣难以接受、忍无可忍的是,贪得无厌的豪强大姓,功臣贵族,皇亲国戚们,甚至置国家法令法规于与不顾,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或者强迫,失地、少地百姓或者朝廷已经明令释放的奴婢,重新脱离国家户籍,成为他们的荫护户,以躲避赋税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