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政治舞台上真正崭露头角的女性。在她之前也有不少王后、王太后或帝王宠妃干预朝政的，但都不如吕雉刚猛，握有实权。吕雉在汉高祖刘邦死后，执政十五年，其中临朝称制八年，玩弄三个当政的皇帝。因此，司马迁不立“惠帝纪”，而立《吕太后本纪》。对此，后世学者从正统观念出发，颇多是非之辞。因为按照正统观念，只有天子的传记才能称之为“本纪”。吕雉女主临朝，只可称为“列传”。班固作《汉书》，既立《惠帝纪》，又立《高后纪》，算是折衷，显然受了司马迁的影响。唐武则天正式称帝，并建国号，而《两唐书》也只立传，而不立本纪；由此更加显得司马迁在《史记》中立《吕太后本纪》的不凡卓识。直到今天，我们要正确评价吕雉的功过是非，也不能不参考司马迁的评价。司马迁对吕雉作了如下的评价：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司马迁的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刘邦在位之时，天下未安，他一直东征西讨，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刘邦临终，作了人事安排，也就确定了无为治国的方针。吕雉认真执行了这一方针。其施政内容主要载于《汉书》中的《惠帝纪》和《高后纪》。高惠时改什一田租为十五税一，这是薄赋。高惠时和好匈奴，休宁北边，国内不兴大的工程，就是筑长安城也只在农闲时进行，这是轻徭。高惠时五大夫及六百石以上官吏如果有罪，收审时不带枷；一般刑徒，犯四岁刑筑城减为三岁刑为宗庙服杂役，这是约法。还有赐民爵、除挟书律、置孝悌力田等等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这一切司马迁是肯定的，也是赞扬的，所以在论赞中流露出一片称赞之情。在今天看来，也是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