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与康有为的交情有多深？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戊戌事变后，为了避祸，翁同龢曾将自己的日记做了一些删改，使有些事实扑朔迷离。但是，据专家考证，《翁同龢日记》的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通过日记的一系列记载，仍然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他与康有为的交往过程，更能看清康有为在他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1888年11月16日，康有为揣着《上清帝第一书》，登门求见翁同龢。《翁同龢日记》记载：“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⒅
但康有为并不甘心，他将《上清帝第一书》“递与祭酒盛伯羲先生昱，祭酒素亢直，许之上。”⒆转交翁同龢，请其代递皇上，仍被翁同龢拒绝。
1894年，两广总督李瀚章奉旨查究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为了平息此事，梁启超曾登门向翁同龢求助。“初十日，……康之弟子梁启超卓如来，未见。”⒇翁同龢此前曾读过《新学伪经考》。“初二日，……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竄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21）
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峻，国难当头，变法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全国兴起了上书热潮。1895年7月1日，康有为前往翁府拜访。翁同龢将当天见面的情况写进日记。但戊戌事变后，他在删改日记时，将康有为的名字改为李慈铭。孔祥吉在《清人日记琐谈》中指出，翁氏忙乱之中，忘了李慈铭已在1894年就已谢世。因此，改删的漏洞一目了然。孔先生参考翁氏后人翁万戈提供的日记原稿本，发现李慈铭三字是事后剪贴上去的，做工精细，不仔细端详，几乎看不出来。那天的日记是：“饭后，李莼客先生来长谈，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当时，李慈铭已是花甲老人，称做“狂生”显然不妥，如改为康有为，就比较好理解。因为在翁同龢眼中，他顶多只是一个口若悬河而无多少政治经验的“策士”，而“狂生”也符合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一贯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