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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三大错位”的要害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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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情来看,“大太后、小皇上的错位”和“‘枝强干弱’的错位”早已存在,虽然他们会对戊戌变法产生干扰、阻碍作用,但是,由于变法是时代召唤,大势所趋,所以,这两大“错位”并不能迅速扼杀变法大业。在戊戌变法之前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存活30多年,也取得了不少实效,就是明证。相比而言,“康党错位”才是戊戌变法的“死穴”。

康党等维新派人微言轻根底浅,要想在等级森严的晚清政坛上异军突起,必须千方百计地取悦于当权者。而当时当权者有两人,一个是老谋深算、党羽满朝的慈禧太后,她根本不可能对康党感兴趣,就像荣禄所说的哪样:“康有为立会保国,现放着许多大臣未死,既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另一个就是年少无知、缺少“班底”、急于建功立业的光绪帝。光绪是个爱国皇帝,但是,他自幼养在深宫,不了解中外实情,在执政能力、威望、性格方面都有明显缺陷。可以说,光绪与康有为是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因此,康党的“变也变,不变也变、大变”等激进主张,才被光绪接受。光绪也是投桃报李,破格任用林旭等军机四章京、破格将正三品的按察使袁世凯提拔为正二品的兵部侍郎等。伊藤博文指出:“唯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策划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大英业也。”⑻就是委婉地批评了光绪和康党所存在的“软肋”。

康党缺乏做大事的经验和手腕。变法的操作性很强,风险性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比之下,康党等维新派要稚嫩的多。康有为只是一个七品候补主事,实质上就是一个教书先生;梁启超、谭嗣同、林旭等人是初出茅庐的书生,除了教书、办报,没有多少实际政治经验;维新派身后,也有一些官吏,比如李端棻、徐致靖、张荫桓等,但康有为刚愎自用,很难听进他们的“合理化建议”。慈禧早就告诫光绪:“变法乃素志。……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⑼但是,康党却顶风逆行,唆使光绪皇帝连出败着:六月,康有为上折,要求皇上下明诏,强制推行禁止缠足;随后,康党又连续提出“弃旧京”“营新都于江南”和“易服、改元”等脱离实际的建议,引起朝野一致反对,无形中破坏了变法的形象,增大变法的阻力。比如,清朝末期,官僚机构臃肿庞大,闲职众多,人浮于事,耗费银两,被民谣形容为:“光禄寺的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1898年初,翁同龢等五大臣代光绪帝问康有为“宜如何变法”,康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弱亡中国,皆此物也”⑽。梁启超也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一文,指出:“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卹其家之典,能洁已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械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