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实情来看，“大太后、小皇上的错位”和“‘枝强干弱’的错位”早已存在，虽然他们会对戊戌变法产生干扰、阻碍作用，但是，由于变法是时代召唤，大势所趋，所以，这两大“错位”并不能迅速扼杀变法大业。在戊戌变法之前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存活30多年，也取得了不少实效，就是明证。相比而言，“康党错位”才是戊戌变法的“死穴”。
康党等维新派人微言轻根底浅，要想在等级森严的晚清政坛上异军突起，必须千方百计地取悦于当权者。而当时当权者有两人，一个是老谋深算、党羽满朝的慈禧太后，她根本不可能对康党感兴趣，就像荣禄所说的哪样：“康有为立会保国，现放着许多大臣未死，既使亡国尚不劳他保也。”另一个就是年少无知、缺少“班底”、急于建功立业的光绪帝。光绪是个爱国皇帝，但是，他自幼养在深宫，不了解中外实情，在执政能力、威望、性格方面都有明显缺陷。可以说，光绪与康有为是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因此，康党的“变也变，不变也变、大变”等激进主张，才被光绪接受。光绪也是投桃报李，破格任用林旭等军机四章京、破格将正三品的按察使袁世凯提拔为正二品的兵部侍郎等。伊藤博文指出：“唯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策划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大英业也。”⑻就是委婉地批评了光绪和康党所存在的“软肋”。
康党缺乏做大事的经验和手腕。变法的操作性很强，风险性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则满盘皆输。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比之下，康党等维新派要稚嫩的多。康有为只是一个七品候补主事，实质上就是一个教书先生；梁启超、谭嗣同、林旭等人是初出茅庐的书生，除了教书、办报，没有多少实际政治经验；维新派身后，也有一些官吏，比如李端棻、徐致靖、张荫桓等，但康有为刚愎自用，很难听进他们的“合理化建议”。慈禧早就告诫光绪：“变法乃素志。……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⑼但是，康党却顶风逆行，唆使光绪皇帝连出败着：六月，康有为上折，要求皇上下明诏，强制推行禁止缠足；随后，康党又连续提出“弃旧京”“营新都于江南”和“易服、改元”等脱离实际的建议，引起朝野一致反对，无形中破坏了变法的形象，增大变法的阻力。比如，清朝末期，官僚机构臃肿庞大，闲职众多，人浮于事，耗费银两，被民谣形容为：“光禄寺的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都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儿。1898年初，翁同龢等五大臣代光绪帝问康有为“宜如何变法”，康答曰：“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弱亡中国，皆此物也”⑽。梁启超也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一文，指出：“今之言变法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丐，体之赢壮所不知，识字与否所不计，能用命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卹其家之典，能洁已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功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械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弃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富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官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欲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今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