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康党在戊戌变法中的表现，过去都是持肯定态度，甚至将戊戌变法概括成“康梁变法”，把康有为当作戊戌变法领袖或精神领袖来美化、歌颂，而对于其负面作用，一直不敢触及，严重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现在，当我们破除思想禁锢，回到历史现场重估戊戌变法之时，却发现，早在多年之前，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们已经对康有为的错误给予了严肃批评。
沈曾植是支持变法的朝廷命官，曾参与创建强学会，时任刑部郎中，与弟弟沈曾桐同为骨干，经大家推举，沈曾植、陈炽担任了正董， 沈曾桐(1853―1921)、侍读学士文廷式(1856―1904)为副董。沈曾植与康有为交往颇多。康有为谈艺论学，对沈曾植的学识也是极为钦服。戊戌变法期间，“皇帝将重用康有为，（沈曾植）先生赠《唐顺宗实录》，请康一阅，忧康改革过激生变。康读毕默然。”（25）1898年6月4日，沈曾植在与文廷式的通信中，再次对康有为的激进行为将危害变法大业深表担忧，“论时局，谓世事非变法不可为，而深忧变法之机将被康有为卤莽灭裂，中生变阻。廷式既览，以为数月以来情形，此函颇得其实。”（26）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1892年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戊戌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曾积极参与维新运动。1898年11月7日，戊戌变法夭折不久，张元济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指出：“时诏各省广设学堂，考试并废八股。余劝长素（即康有为）乘此机会出京回籍，韬晦一时，免撄众忌，到粤专办学堂，搜罗才智，讲求种种学术，俟风气大开，新进盈廷，人才蔚起，再图出山，则变法之事不难迎刃而解。而长素不我从也。陈奏不已，益急进，遂有八月六日之变。”（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