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及“戊戌变法领袖”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梁启超、李端棻等人的名字。2005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在网络书店编辑推荐栏中写道：“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家，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2007年11月17日，是晚清重臣李端棻逝世100周年纪念日。有关媒体将李端棻称作“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北京大学首倡者，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过去，人们常将戊戌变法称为“康梁变法”，将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地位等同起来，既然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那么，梁启超也应该是“戊戌变法领袖”。事实上，戊戌年间，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维新干将，梁启超的确在办学、办报、代康起草奏章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唯康有为马首是瞻，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说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袖”，有些名不副实。
同样道理，戊戌年前后，梁启超的大舅哥、刑部侍郎李端棻富有维新思想，通过梁启超的“中介”，与康党联系密切，并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1895年，在康梁组织的“公车上书”活动中，从公车上书尚存名录看，贵州公车为95人，约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其中李端棨、李端荣、李端概、李端检皆为李端棻的堂兄弟。以中国的宗法制度而言，李端棻既为李氏家族在京的“大哥大”，又是贵州旅京人士的代表性人物，没有他的首肯，李氏兄弟和贵州公车不可能这么踊跃地参与上书。1896年6月，李端棻上的《请推广学校折》，对于推进创建京师大学堂及其近代教育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898年7月24日，李端棻又上了一道《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提出了政治改革纲领：一请御门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日开懋勤殿，选通人入值，议定新法；三请改定六部之则例；四日派朝士归办学校，请派各省通才办学堂。其中，选通人入值懋勤殿，已涵盖了对康有为等人的荐举，可谓是“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9月3日，光绪皇帝罢免怀布塔等礼部“六堂官”之后，李端棻被提拔为礼部尚书。9月5日，经过李端棻的力荐，光绪又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议新政事宜。戊戌事变后，作为“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他自知难逃干系，于10月4日上折自责，以求自保，其《滥保匪人自请惩治折》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