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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康有为领袖说”造神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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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及“戊戌变法领袖”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梁启超、李端棻等人的名字。2005年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在网络书店编辑推荐栏中写道:“梁启超是近代思想家,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2007年11月17日,是晚清重臣李端棻逝世100周年纪念日。有关媒体将李端棻称作“戊戌变法领袖人物,北京大学首倡者,贵阳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过去,人们常将戊戌变法称为“康梁变法”,将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地位等同起来,既然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那么,梁启超也应该是“戊戌变法领袖”。事实上,戊戌年间,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维新干将,梁启超的确在办学、办报、代康起草奏章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唯康有为马首是瞻,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说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袖”,有些名不副实。

同样道理,戊戌年前后,梁启超的大舅哥、刑部侍郎李端棻富有维新思想,通过梁启超的“中介”,与康党联系密切,并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1895年,在康梁组织的“公车上书”活动中,从公车上书尚存名录看,贵州公车为95人,约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其中李端棨、李端荣、李端概、李端检皆为李端棻的堂兄弟。以中国的宗法制度而言,李端棻既为李氏家族在京的“大哥大”,又是贵州旅京人士的代表性人物,没有他的首肯,李氏兄弟和贵州公车不可能这么踊跃地参与上书。1896年6月,李端棻上的《请推广学校折》,对于推进创建京师大学堂及其近代教育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898年7月24日,李端棻又上了一道《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提出了政治改革纲领:一请御门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日开懋勤殿,选通人入值,议定新法;三请改定六部之则例;四日派朝士归办学校,请派各省通才办学堂。其中,选通人入值懋勤殿,已涵盖了对康有为等人的荐举,可谓是“密荐康有为及谭嗣同堪大用”。9月3日,光绪皇帝罢免怀布塔等礼部“六堂官”之后,李端棻被提拔为礼部尚书。9月5日,经过李端棻的力荐,光绪又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议新政事宜。戊戌事变后,作为“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他自知难逃干系,于10月4日上折自责,以求自保,其《滥保匪人自请惩治折》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