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最好的法官。纸里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尸，谎言总有被揭穿的时刻。1970年代起，台湾学者黄彰建率先指出《戊戌奏稿》是康有为事后改纂的“伪作”；1980年代初，大陆学者孔祥吉撰文指出：“整个看来，《奏稿》所辑康有为戊戌变法时之奏折二十篇，进呈编书序五篇，除去在政变之前已在《南海先生七上书记》和《湘报》第一○四号公开发表过的《呈请代奏皇帝第七疏》、《进呈俄大彼得变法考序》两篇外，其余各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动，不少篇章均系后来补缀，文句与原折几无共同之处。以上列举各篇章均是康在变法时呈递光绪的重要奏疏，大都辑入了《杰士上书汇录》，成为光绪裁决新政的蓝图。但是，《奏稿》却对此作了原则性的改易，有的几乎改得面目全非。”（22）“史料工作本来就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工程，没有丰富而经过甄别的史料，就不可能建筑起宏伟的科学殿堂。”（23）近年来，随着康有为《戊戌条陈原件》和编纂上呈光绪书籍真本的陆续发现，更使《戊戌奏稿》的研究价值锐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就是说，“康有为是戊戌变法领袖”的立论基础已轰然崩塌，尘归尘，土归土，康有为的历史真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
邝兆江指出：康有为《戊戌奏折》“只有3折被采用，6折部分被采用，其余皆落空”（24）。
康有为“同样强烈地认为自己提出的变法建议，基本上是被否决了。康有为自编《年谱》里一一叙述说：‘所云誓群臣定国是一条，以为诏书两下，国是已定，此条无庸议。所谓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轮日召见，备顾问，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我所请令臣民咸得上书一条，改为职官递本衙门，士民递都察院。我所请开法律局，定为每部派司员，改定律例。夫司员无权无才，无从定之，又非采集万国宪法，与我本意大相反矣。学校局一条，则以大学堂及各省中小学堂，已经奉旨另办了之。农工商局则以屡奉谕旨饬办了之，所谓起民兵以练陆军，购铁舰以成海军，则以裁兵并饷等旨了之。所请民政局，则拟旨令督抚责成州县妙选人才了之。唯令开一铁路矿务局，请即在总理衙门派人办理。于是所议我折似无一语驳者，似无一条不行者，上亦无以难之，虽奉旨允行，而此折又皆成为虚文矣。大官了事，所谓才者如此。’”（25）刘大年认为：“载湉下诏定国是以后的一百零几天里，上谕如雪片纷飞。改良派一再上折，但没有被采纳，相反由洋务派提出来，虽与改良派的主张抵触的建议，却大量地见诸于诏书。其中有变法纲领的问题，也有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方针的问题。”（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