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难以计数的戊戌变法研究成果中，最常见的字眼是帝党、后党以及守旧派、维新派。而且，帝党等同于维新派，后党等同于守旧派，已成为“口头禅”。
“在以往关于戊戌变法、特别是在有关这一事件的人物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于首先区分政治派别，如所谓后党、帝党、改良派、洋务派、顽固派等，然后按照一定的、先入为主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去描述其思想主张与社会活动，再进而做出肯定的或否定的结论。凡属‘帝党’和改良派人士，则肯定之，颂扬之；凡属‘后党’和顽固派人物，则否定之，批判之；凡洋务派人士，则贬多褒少，形成了以人划线、以派别定功过是非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势和分析方法制约着对戊戌维新运动作更深入的研究。”⑶
为了表述得更加直观、形象、简明，不少学者还特意画出表格，将有关历史人物对号入座，一一进行比较。这种“划线线”、“排队队”、“贴标签”式的研究法，好像是一目了然，言简意赅，实际上却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机械化。
世界上最复杂的，莫过于对一个人的定性。因为，世界充满矛盾，而生活在矛盾世界中的人，是很难用固定的标准来划分的，就像一个人的性格，属于内向还是属于外向，不宜随便下结论。只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人的性格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个人在变法大潮中的功过得失呢？
在学术专著《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⑷中，就将晚清帝、后两党的主要人物按“派系”专门列出表格。在帝党中，分为南派（翁同龢为代表）、维新派（康有为为代表）和泛亲帝势力；在后党中，分为醇系（奕譞为代表）、神机营系统（荣禄为代表）、淮系北洋（李鸿章为代表）、北派（李鸿藻为代表）和泛亲后势力。看似分得很细，稍加分析，便能看出许多“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