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喻春梅在《近10年来（1998—2008）戊戌维新思潮研究综述》一文中指出：“历史研究的主体在思想认识上有偏差，再好的原材料也酿不出上等的琼浆玉液。”
康有为、梁启超等康党，一直是戊戌变法研究的重点人物，其变法理论一直是戊戌变法的研究中心。戊戌变法不仅被人称为“百日维新”，甚至被称作“康梁变法”。“我们研究近代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特别是研究戊戌维新的历史，康有为是首要的人物。”⑽可见康梁在戊戌变法研究中的地位之高。
为什么在一百多年来，康有为能成为戊戌变法的首要人物呢？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四个原因：
其一，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鼓吹者和参与人，在变法中起到过一定的历史作用，研究戊戌变法，自然不应绕过他们；
其二，康有为是戊戌变法中的“政治明星”“新闻人物”，一直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其三，因为种种原因，戊戌变法的当事人（特别是朝廷重臣）留下的第一手史料并不多见，而康有为及其党羽却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比较著名的有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康南海自编年谱》，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南海康先生传》、《三十自述》等，影响很大；
其四，变法夭折以后，康有为及其党羽长期在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工作，“话语权”较大，桃李满天下，其思想观点代代传承，流传甚广，这是戊戌变法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可比的。
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年来，经过孔祥吉、黄彰健、茅海建等学者的考证、揭露，人们开始对康梁的“变法理论”及其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有了新的更为清醒的认识。
首先，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的奏折，有绝大多数没有送达朝廷，也就没能在变法实践中具体运用，收到成效。比如，孔祥吉在《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一书中，详细考证了《戊戌奏稿》等书开列而实际并未进呈的书目有：《突厥削弱记》、《新学伪经考》、《春秋董氏学》、《法国变政记》等。陈凤鸣认为：“《戊戌奏稿》所载这五篇奏稿都不是康有为当时呈递的真折，其中有的可能是当时的草稿，或后来根据当时的提纲、摘记等追记重写的，有的则是后来适应新的形势伪作的。”⑾；医生开具的药方再高明，如果不被病人使用，怎样证明其疗效呢？以未送达的奏折作为立论基石，反复证明康有为在变法中的地们重要，无疑于痴人说梦，满口胡言！遗憾的是，数不胜数的专著，就是围绕着康梁记赝品展开论述的……同理，康有为的奏折再多，送达不到朝廷，在戊戌变法期间，怎么能发挥具体作用呢？不过是废纸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