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是世界近代化的产物。中国的报纸，是西方的舶来品。古代，中国也有“邸报”、“朝报”、“邸抄”、“进奏院状”、“状报”等，但是，它们还不具备报纸的新闻特征，因为它们的任务主要是刊发诏书命令、皇帝的起居言行、中央政府的法令、公报，而不是进行思想、文化和信息交流。
1896年1月12日，上海强学会的机关报《强学报》创刊。为了这张报纸，两江总督张之洞拿出1500两白银作为开办费。不久，强学会受到弹劾而被查禁。黄遵宪又联合汪康年、梁启超等人，利用办《强学报》剩下的1200两白银，另起炉灶，创办了《时务报》，在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大力支持下，《时务报》风靡大江南北。
1898年7月，变法进入到关键性阶段，康梁等人喊出了“新旧水火不容”、“变也变，不变也变”等激进口号，并提出“弃旧京”、“营新都于江南”和“易服”、“改元”等激进主张，一时间，人心浮动，天怒人怨，使得一向支持康梁变法的张之洞、陈宝箴等人都站了出来，表示反对。康党陷入了空前的孤立境地。
另一方面，维新派又发生了《时务报》内耗战，康梁与汪康年互相攻击，阵角大乱。为了夺得《时务报》大权，降服汪康年，康有为代御使宋伯鲁起草《请改为官报折》，希望借刀杀人。见到奏折，光绪帝一时拿不定主意，让孙家鼐“议覆”。7月15日，孙家鼐上报了自己的研究结果：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通达下情而可臻上理者。“泰西报馆林立，人人阅报，其报能上达于君主，亦不问可知。”⒂为沟通民情起见，应开办官报。而且，只将《时务报》改为官报还不够，还应命令天津、上海、湖北、广东等地的督抚，将各地报纸呈送皇上御览。另外，当年总署在《章程》中要求报纸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只能翻译外国之事，“今新开报馆，既得随时进呈，胪陈利弊，将来官书局报亦请开除禁忌。”⒃实际上就是提倡言论自由、自由办报。这些思想，十分宝贵。孙家鼐在“议覆”中还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其目的有二：一是发挥康有为的宣传家特长，让其人尽其才；二是巧妙地把康有为撵出京城，以减少他的激进言行给变法造成的负面影响。接到孙家鼐的“议覆”，光绪帝当即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