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是无可争议的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事件本身也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历史年代学课题。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对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积年的起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可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这个定点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专家在讨论西周王年问题（作者摄）
由于武王克商有重大而非凡的影响力，所以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比较丰富，同时史料中还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记录，这就为古今中外的学者利用文献和天文历法知识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可能。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这一切，学者们的推算仅仅“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而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单纯的理论推算复杂、困难得多。因为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异，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现代著名学者、甲骨文研究的先驱董作宾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人尝试解决了，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当推西汉末年的刘歆。
关于刘歆其人，前文已有多处提及，但大都是浮光掠影，未能深究。鉴于他在古史年代学上是个无法绕开的人物，此处需要对他的生平和研究成果再略作补充。
据《汉书》载，刘歆，字子骏，西汉刘向之子。自幼精通《诗》、《书》，并以广博的才识受到汉成帝的召见，封为黄门郎。后来受诏与他的父亲、著名学者刘向一起“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刘歆复为中垒校尉。到汉哀帝即位之时，由于时任大司马的王莽年轻时曾与刘歆同为黄门郎，便举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并“复领《五经》，卒父前业”。哀帝驾崩后，王莽把持西汉政权，对刘歆更加倚重，刘歆由此被举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林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当王莽在政治上羽翼丰满，撇开西汉刘姓王朝，自己当了皇帝之后，刘歆作为王莽的心腹重臣，荣登国师之位，显赫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