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诸多怀疑论者怀揣着不同的目的，将孙武、孙膑及其著作之事搅得一塌糊涂、乱上加乱之时，也有一些学者本着文化良知和严谨的学术探索的态度，认为《史记》中有关孙子、孙膑及其著作的记载是确切可靠的。
与反动学术权威相对的是，在这一问题的论争中，也产生了一批革命的学术权威，这批学者主要以明代的宋濂、胡应麟，清代的纪昀、孙星衍，及近人余嘉锡等为代表。如宋濂在其所著《诸子辨·孙子》中说：“武，齐人，吴阖闾用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叶适以不见载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予独不敢谓然。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
另一位大学者胡应麟也于《四部正讹》中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同时还指出：“秦汉间兵家称述名流，大多游侠之笔耳。《孙》、《吴》、《无忌》外，《苌弘》、《范蠡》……率依托也”。清代的孙星衍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歪理邪说更是深恶痛绝，他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用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定《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并在《孙子略解序》一文中说：“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进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
当代学者余空我，针对同代人树人发表在《文汇报》上那篇认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作的文章，给予了质疑与严厉痛斥，余空我——也就是“你（树人）坑我”——驳斥道：
树人发表的文章影印件
树人同志作出“《孙子》不是春秋时代孙武所作”和“是战国时代的孙膑所作”的结论时，他的主要指证是指《孙子》上的“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和“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他认为“如果像《史记》所说，《孙子》十三篇是在吴伐楚之前所作的，那末当时越国尚小，吴越尚未交恶相争”。这一说法是不附合史实的。就拿《史记》来说吧，《吴太伯世家》：吴王阖闾“四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这时的吴越交兵尚在吴兵入郢以前四年。至阖闾十年“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是吴越和吴楚交兵几乎是同时交叉进行的。又按《越王勾践世家》上说：“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更足以说明“吴越交恶”绝不会在伐楚以后了。至于说“越人之兵虽多”，要知道这个“虽多”，并不等于说“越国当时是个兵多的国家”，而只是说即使越人动员了很多的兵力的意思，那是更容易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