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岳南:中国考古探秘纪实文学丛书(全11册)

银雀山汉简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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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诸多怀疑论者怀揣着不同的目的,将孙武、孙膑及其著作之事搅得一塌糊涂、乱上加乱之时,也有一些学者本着文化良知和严谨的学术探索的态度,认为《史记》中有关孙子、孙膑及其著作的记载是确切可靠的。

与反动学术权威相对的是,在这一问题的论争中,也产生了一批革命的学术权威,这批学者主要以明代的宋濂、胡应麟,清代的纪昀、孙星衍,及近人余嘉锡等为代表。如宋濂在其所著《诸子辨·孙子》中说:“武,齐人,吴阖闾用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叶适以不见载于《左传》,疑其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之所为,予独不敢谓然。春秋时,列国之事赴告者则书于策,不然则否。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大国若秦、楚,小国若越、燕,其行事不见于经传者有矣,何独武哉!”

另一位大学者胡应麟也于《四部正讹》中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同时还指出:“秦汉间兵家称述名流,大多游侠之笔耳。《孙》、《吴》、《无忌》外,《苌弘》、《范蠡》……率依托也”。清代的孙星衍对反动学术权威的歪理邪说更是深恶痛绝,他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用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定《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并在《孙子略解序》一文中说:“诸子之文皆由没世之后,门人小子撰述成书,惟此进其手定,且在《列》、《庄》、《孟》、《荀》之前,真古书也。”

当代学者余空我,针对同代人树人发表在《文汇报》上那篇认为《孙子兵法》是孙膑所作的文章,给予了质疑与严厉痛斥,余空我——也就是“你(树人)坑我”——驳斥道:

树人发表的文章影印件

树人同志作出“《孙子》不是春秋时代孙武所作”和“是战国时代的孙膑所作”的结论时,他的主要指证是指《孙子》上的“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和“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他认为“如果像《史记》所说,《孙子》十三篇是在吴伐楚之前所作的,那末当时越国尚小,吴越尚未交恶相争”。这一说法是不附合史实的。就拿《史记》来说吧,《吴太伯世家》:吴王阖闾“四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这时的吴越交兵尚在吴兵入郢以前四年。至阖闾十年“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是吴越和吴楚交兵几乎是同时交叉进行的。又按《越王勾践世家》上说:“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践立。”更足以说明“吴越交恶”绝不会在伐楚以后了。至于说“越人之兵虽多”,要知道这个“虽多”,并不等于说“越国当时是个兵多的国家”,而只是说即使越人动员了很多的兵力的意思,那是更容易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