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明将“博兴”与“广饶”对比后，仍倾向于广饶的学说及观点，曾提出惠民说的吴如嵩、陈秉才，尽管由于“名额限制”未能参加出席在广饶召开的学术会议。但事后得知，立即作出了反对的姿态，并反击道：鲁明这种简单的推论方法不是考察地理历史沿革的正确方法。因为先秦两汉的地名并不是这样陈陈相因而无任何变化的。人们很容易举出相反的例子，例如春秋的曲沃，秦代则称左邑，到了汉代又改称闻喜；又如春秋的犬丘，秦代则称废丘，到了汉代又改称槐里。诸如此类，不胜例举。因此，认定汉乐安即孙武故里的意见，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幻想式的说法罢了。史实表明，自西汉至明清，历史上出现过乐安县、乐安国、乐安郡、乐安州四种不同的行政区域和地理区域。不仅如此，同是一个乐安县或乐安郡，在不同的朝代其地理区域也不一样。因而，要得问题的解决，就必须回到《新唐书》和《古今姓氏书辩证》本身上来。宋人欧阳修和邓名世所依据的是什么材料提出了乐安问题，这是需要追寻的一个重要前提。清代著名学者孙星衍在其校订的《孙子十家注》附录的《孙子叙录》中，曾写下这样的按语：“绍兴四年，邓名世上其书。胡松年称其学有渊源，多所按据。《序》又云：‘自五经子史’以及《风俗通》、《姓苑》、《百家谱》、《姓纂》诸书，凡有所长，尽用其说，是其书内所云，皆可依据也。”既然是“皆可依据”，那么，今人要讨论孙武的里籍，也就只能从此入手，寻找结论。
按吴如嵩、陈秉才的说法，《元和姓纂》二十三魂部的“孙”姓条下，第一条就开列“乐安，孙武之后。汉有宾、硕，魏有清河太守孙焕，晋有，避地于魏。故属乐安，因家焉。”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根据，也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孙武故里的最早记载。它成书于唐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比成书于公元1060年的《新唐书》早二百四十八年，比成书于公元1154年的《古今姓氏书辩证》早三百四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