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弥留之际的权力制衡
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于避暑山庄。弥留之际，他权衡再三，留下遗诏，《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记载了咸丰帝临终遗诏的内容：“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着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因为载淳年仅6岁，咸丰帝在遗诏中，安排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额驸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以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令八大臣“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同时，咸丰帝在临终前，又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实际由慈禧掌管），并且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须同时印有这两枚御章才可有效。随后，载淳继位，定年号为“祺祥”。
从制度设计上来看，这一安排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既符合祖制，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皇权。但从实际操作来看，则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按照清朝的制度，因皇帝年少而安排顾命大臣是有据可依的，顺治初年有多尔衮、济尔哈朗辅佐政务，康熙初年则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佐在侧，同治帝载淳6岁便登基，安排辅政大臣在侧也是合情合理的。反倒是“母后垂帘听政”在清中前期并无据可依，支持“垂帘听政”的人，引用的无非是汉朝的邓皇后、宋朝的宣仁太后、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等汉家例子，因此，母后不得干政也是情理之中的安排。按咸丰帝的本意，八大臣辅政且要获得两宫太后认可的设计，既可以让权力中枢取得最大共识，有利于清廷政局稳定；也能实现权力间的相互牵制，进而保证皇权永固。但这一安排，隐患颇多。在清朝初年，顾命大臣是带有议政王大臣会议遗风的，这些顾命大臣往往因为与皇权有冲突，下场很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以来，伴随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作用被逐渐削弱，雍正时期，设立军机处，“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成为辅助皇帝处理政务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而八大臣的构成：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为宗室贵族，而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则为军机大臣。到底是在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框架下辅政，还是在军机处的框架下辅政？这必然会产生冲突。在具体施政时，就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拟旨时，所发廷寄（清公文名称，清皇帝给地方官员的谕旨）开首语就为“军机处、赞襄政务王大臣字寄”，既不是传统的“军机大臣字寄”，也非“赞襄政务王大臣字寄”，这从侧面反映出八大臣施政的困局，既要在军机处的框架下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又要在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框架下获得一定的施政自由，可即使是极具政治经验的大臣也很难做到相对平衡。第二，遗诏规定，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谕旨，须以“御赏”作为“印起”，以“同道堂”印作为“印讫”，谕旨只有前后同时加了“御赏”与“同道堂”两枚印章，才能生效，这就使皇权的象征始终牢牢掌握在两宫皇太后手中。八大臣有行政之实，却无皇权之名；两宫太后则是有皇权之名，却无行政之实。这样一来，权力的执行与权力的象征必然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拥有皇权之名的两宫皇太后，想要代为行使皇权之实时，八大辅政大臣必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第三，咸丰帝的遗诏，过于打击近支贵族，道光皇帝的诸子奕、奕譞、奕詥、奕譓都被排除在政治决策核心之外。八大臣中的载垣、端华、景寿、肃顺以近臣而获任命，咸丰帝近支却遭排斥，特别是当时的恭亲王奕，才华卓越，刚以《北京条约》换来和局，正以亲王身份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声望日隆，咸丰帝却没有对他进行妥善安排，进一步加剧了紧张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