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决意 “单干”的光绪帝
甲午战败的次年 （1895）春，乙未科三千名会试学子在北京参加完会试，等待发榜。忽闻 《马关条约》签订，其中有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丧权辱国的条款，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叶题雁、李清琦等在京台籍人士联名向都察院上书，强调 “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痛陈割让宝岛，台民 “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表达将誓死抗日，“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这份奏疏使倡导维新思想的康有为深为感动。三月二十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多字的 《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四月初八，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聚集在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当时凡是被征举的读书人进京接受考核，都由公家配备马车来回接送，后来人们就用 “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试的代称。所以，这次上书被称为 “公车上书”。
康、梁在给光绪帝的这份上疏中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光绪帝看后十分感动，下谕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洋务运动到底能不能让国家自强？甲午海战惨败仅仅是因为老佛爷修园子挪用军费吗？甲午战争带来了怎样的教训？……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六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刊 《万国公报》，数月后更名为 《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当然，康有为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刚刚授职的工部主事，人微言轻，要想拯救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能直接与皇帝对话的途径；要想推进变法，没有相应的高级职务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甲午战争以残酷的事实，集中暴露了清王朝的外强中干，以最彻骨的 “创巨痛深”让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反省阻碍中国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梁启超曾入木三分地评论道：“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