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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百日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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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决意 “单干”的光绪帝

甲午战败的次年 (1895)春,乙未科三千名会试学子在北京参加完会试,等待发榜。忽闻 《马关条约》签订,其中有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等丧权辱国的条款,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汪春源、罗秀蕙、黄宗鼎、叶题雁、李清琦等在京台籍人士联名向都察院上书,强调 “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痛陈割让宝岛,台民 “如赤子之失慈母,悲惨曷及”,表达将誓死抗日,“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这份奏疏使倡导维新思想的康有为深为感动。三月二十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写成一万八千多字的 《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四月初八,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聚集在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当时凡是被征举的读书人进京接受考核,都由公家配备马车来回接送,后来人们就用 “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试的代称。所以,这次上书被称为 “公车上书”。

康、梁在给光绪帝的这份上疏中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光绪帝看后十分感动,下谕抄送各省督抚,征求意见。

“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洋务运动到底能不能让国家自强?甲午海战惨败仅仅是因为老佛爷修园子挪用军费吗?甲午战争带来了怎样的教训?……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六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刊 《万国公报》,数月后更名为 《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当然,康有为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刚刚授职的工部主事,人微言轻,要想拯救中国,必须找到一条能直接与皇帝对话的途径;要想推进变法,没有相应的高级职务是行不通的。他认为,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甲午战争以残酷的事实,集中暴露了清王朝的外强中干,以最彻骨的 “创巨痛深”让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反省阻碍中国强国强军的种种历史积弊。梁启超曾入木三分地评论道:“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