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后，蜀汉由蒋琬和费祎辅政，他们遵行诸葛亮生前定下的政策方针，团结内部，但不轻易用兵，曾一度使蜀国维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但在蒋琬、费祎死后，姜维执政，又多次对魏用兵，消耗了国力。而且刘禅在诸葛亮死后更加昏庸无道，贪图享乐，不理朝政，宦官黄皓乘机专擅弄权，结党营私，朝政就这样一天天衰败下去。连姜维也因怕被害，自请到沓中（今甘肃舟曲西北）屯田以避祸。这时的蜀国统治基础已大大动摇。
公元262年冬，司马昭看到蜀国朝政腐败、主将不和，后主刘禅更是昏庸无能，于是开始布置准备灭蜀。他认为姜维这样频繁地骚扰边陲，祸患无穷，而且长期的对外战争也使弱小的蜀国资源更加衰竭，百姓也疲惫不堪，灭蜀的条件已经成熟。但是朝中大臣大多认为这是不可行的，只有钟会表示赞同。司马昭拒绝了大臣们的劝谏，一心灭蜀，并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和当地特殊的地理形势制订了详细的伐蜀计划：他认为蜀国总共有士兵九万人，除了防守成都与各地的四万人外，剩下的机动兵力不过五万人。现在如果以一部分兵力把姜维率领的大军羁绊在沓中，使他无暇顾及；主力部队则直指骆谷，通过蜀军力量最薄弱的地带，奔袭汉中，这样就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公元263年五月，司马昭在一切准备妥当后，便下令分兵三路大举伐蜀，由邓艾率领三万多人从狄道出发，急速进军甘松、沓中，拖住姜维；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领三万余人从祁山出发，占领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退路；再由钟会统领十万大军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向汉中挺进。大军出发前夕，有人就向司马昭进言：“您派遣钟会率领十余万大军伐蜀，而他却没有亲属妻女留在洛阳为人质，还是派其他人吧。”司马昭笑着说：“这种情况难道我不知道？如今蜀已经失去民心，成了天下的祸害，那里的老百姓已不能安心生产，征服它易如反掌，但大家都没认识到这一点。一个人如果还没有打仗就开始胆怯，就不会有智谋了；没有机智和勇敢却硬要他去打仗，就只会打败仗。而钟会和我的意见相同，派他伐蜀，一定可以成功，你说我不派他派谁呢？至于灭蜀之后，即使发生你所忧虑的那种情况，但他又能有什么作为？如果他想谋反，没有人会支持他的，蜀汉的将军、官吏早已吓破了胆，成不了气候；中原将士由于思念亲人，都想早点回家团聚，是不会跟随他的，因此他这样做只能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