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即至正二十年四月，“浙东四先生”一同到达了应天，元璋对此欣喜不已，他先将四人安排在临时设于孔庙中的客栈居住，为了彰显自己礼贤的诚意，他又命人专门建造了一座“礼贤馆”供四人居住。
不过，由于刘基、章溢和叶琛都有点芥蒂在心，显得有些拘束，毕竟他们都为元朝出过力，不像宋濂那样很快就与当地儒士打成了一片。
在召见四位先生时，元璋一面亲自安排座位，一面虚心请教道：“今日咱为天下屈四先生，而今四海纷争，不知何时可定，望四先生畅所欲言才好！”
客套过后，章溢当即站起来拱手答道：“天道无常，唯德是辅，唯不嗜杀人者能得之。”
这跟朱升的论调差不多，但还不够具体，但元璋见宋濂、叶琛二人也出来附和，便道：“咱平素都是这样教导将士们的，但是咱的军令总有不到之处，往后还得严加管束才是！”
其实对于军、民，元璋总是会分开对待，尤其是针对张士诚的部队。因张士诚大方又无纪律，甚得广大将士的欢心，此人又奸谋迭出、细作广布，所以元璋总是对被俘的张家军士卒不太放心，思来想去，忍不住痛下杀手：比如至正十七年八月，耿炳文部生擒张部一千余人，这些人后来都被押到应天处死了；至正十九年五月，元璋在浙东曾将张部降卒五千余人分与帐下，以便留守婺州，但又担心他们心生叛意，欲带回应天，中途则又担心他们逃亡，最后干脆都斩杀于双溪之上，一时间把双溪的水都染成了红色。
显然，章溢等人都听闻了有关元璋杀俘的风声，他们出于最基本的道义立场，想要委婉地劝说元璋慎杀。可是在元璋看来，宋濂、叶琛、章溢不免都有些书生气，自己何尝是喜欢杀戮、惯于造孽之人？只是如今身处这种环境和地位，为求自保，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也许只有等到天下一统了，才真正可以一切都付诸法制（他已经注意到，自秦汉以来，历朝取天下的，还真没有一个可以做到慎杀的）。不过，对于为什么人与人要这样互相残杀，元璋自己心里也不那么清楚，只能归咎于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