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停造轮船，最先复奏的是闽浙总督文煜和福建巡抚王凯泰。闽浙承担了一百多万两的大婚“传办事件”，这不是小数，如果停造轮船，闽海关拨船政的关税便可用来应付“传办事件”。但船政毕竟是福建的一项大创举，船政大臣沈葆祯视之为生命，如果停掉了有些可惜。所以两人的复奏来了个快刀切豆腐——两面光。一边说朝廷帑项紧张，用度浩繁，应当停造；一边又说如果停造，按当初签订的合同，大清要承担经济损失，而且还要支付给法方人员违约金七十万两。
第二个复奏的是左宗棠，他坚决反对停造，而且说得相当不客气：“停造轮船岂能省费？建船厂已经花了三百多万，一旦停造，机器闲置便成废铁，岂不是浪费虚糜更甚？局外人自以为是，作壁上观，指手画脚，让做事之人真不知一腔热血洒向何处！”“臣于同治五年奏请造船时，即说过非常之举，谤议易兴。臣不怕谤议，然此时停造轮船，事败垂成，公私两害，所虑在此。若停止造船，中国便只可依赖洋轮，将使洋人以其所有，傲我所无，国家将永无自强之望。”“原计划五年造成十六只大小轮船，三年不到，已经造成九只，且船式愈造愈精，配炮愈配愈新，马力愈造愈大，尤为可贺者，船政学堂已经造就管驾和造船人才四十余员。船政成效渐著，此时议停是何居心？”
正在丁忧的沈葆祯奏折紧随左宗棠的折子，他是船政的经办人，当然是据理力争。他将宋晋停造轮船的理由一条条批驳：“大清自造轮船原为自强计，宋晋所言，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非但不以国家安危为重，反欲尽撤藩篱，试问，若有失和，何以保国？”宋晋指责所造轮船不如外国轮船灵便，沈葆祯反驳说，“以数年草创伊始之船比诸百数十年孜孜汲汲精益求精之船，是诚不待较量可悬揣。譬如三岁幼儿，如何招架壮年之成人？然假以时日，加意讲求，必能与洋轮相匹敌，亦如三岁幼儿终成壮年。”他最后的结论是船政不但不能停办，而且“当与我国家亿万年之永垂不朽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