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意思是“执两用中”。“中庸”之本意是指处理问题时不走极端，而是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但作为中国式生存哲学之一种，“中庸”在国人数千年的演绎或者说实践下显然有了另外的意味。韬光养晦、谨小慎微、不做出头鸟的处世哲学往往有大回报，而张扬高烈、有所作为的开放式人格最后多以悲剧收场。《中庸》的作者是孔子的后裔子嗣子思，他或许没想到，自己本无心机的人生领悟竟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功利性地心领神会并参照执行，中国人的集体人格逐渐走向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张廷玉式人物走红，苏轼式人物式微。
如果从光绪二十三年开始回望，张廷玉式的标本就不仅仅属于康乾年间了。由此，多少命运与国运在悄然间发生了改变。而戊戌变法之难，也可以从中庸之道在光绪年间的依然盛行里得到答案。
一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帝国官场一如以往那般纷纷扰扰，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人人头落地，当然也有人飞黄腾达。而正是后者，吸引了无数人对此趋之若鹜。这一年，安徽桐城人、28岁的年轻人张廷玉高中进士，开始担任庶吉士的职位。这庶吉士是个什么官呢？准确地说它还不是个官职，因为不掌握什么权力。它只是翰林院内的见习生或研究生。由科举进士中有潜质者担任。科举进士一甲者直接授予翰林修撰、编修。朝廷只在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庶吉士一般要在翰林院内学习三年时间。3年后，成绩优异者留任翰林，授编修或检讨，正式成为翰林。成绩一般的则被派往六部任主事、御史；当然也有派到各地方去任官的。总之，出路都还不错。所以明清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说法。甚至称庶吉士为“储相”，凡是成为庶吉士的人都有机会平步青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