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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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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亡史作”,这是汉唐以来修史的传统。但元朝人在修前朝史时,却未给与辽、宋、金鼎立约200年、幅员两万里的西夏王朝修一部专史,只是依据辽、宋、金三朝旧国史编成分量不大的传记,附于三部正史之中。有关西夏史事,篇幅如此之少,为后世研究西夏史乃至辽、宋、金史造成不可弥补的缺憾。那么,为何元朝人不给西夏修一部专史呢?这个问题自清乾嘉以来,诸多论者在辑佚重撰西夏史实时,均不能回答。目前,学术界基本上认同以下的几点理由。

首先,西夏作为辽、宋、金的藩属国,不合封建史家的正统观念。虽然西夏时期党项人与其他民族共同创造的西夏文化,足以与辽、金文化并驾齐驱而毫不逊色,但就从唐宋以来的儒家正统观念来看,西夏不具备单独修“正史”的资格,这也是无可厚非的。李元昊依靠武力,曾摆脱宋的约束而独立称帝,但在1044年达成的庆历和议,西夏最终还是接受了“国主”的封号。故平心而论,西夏始终是一个偏霸一隅的地方政权,与辽、金的地位有所不同。

其次,蒙古统治者仇视倔强不顺的西夏,想“灭其国并灭其史作”。成吉思汗为了征服吐蕃和金国,首先把战争的矛头对准西夏。然而从蒙古第一次进攻西夏起,便遭到西夏军民极为罕见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使蒙古征服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也加深了蒙古人对西夏的仇恨情绪。蒙古人灭亡西夏后的血腥屠杀,极大地殄灭了西夏文化,所有西夏实录、谱牒之类的典籍等,均毁于战火而无能幸免。元人修史时,即或摈弃民族狭隘主义和正统思想的束缚,亦难为无米之炊。这应该是元代史官没有为西夏单独修成一史的根本原因。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史书的修撰就有了官私两条途径。辽、金二朝均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史料的搜集、整理、编修,反观西夏则大不相同。就总体情况来看,西夏是一个不重修史的地方政权:目前文献中基本没有关于西夏修史机构的记载,出土的西夏文物也没有一部有关西夏国史的文献,这也是无法为西夏修专史的一个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