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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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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

唐朝晚期,皇帝多半昏庸腐朽,不理朝政,军政大权全落宦官之手。唐懿宗委政于宦官田令孜,自己则音乐宴游。每次游幸,前呼后拥,扈从十几万人。其女同昌公主出嫁,懿宗“倾宫中珍玩以为资送,赐第于广化里”,同昌公主死时,他又为她大办丧事,仅殉葬物品,就陈列了30里长。懿宗笃信佛教,为了迎佛骨,以禁军为仪仗,迎佛骨的香车和盛佛骨的浮图,都以金玉、锦绣、珠翠装饰,挥霍大量钱财。

僖宗的奢侈更盛于懿宗,他尊田令孜为“阿父”,听其专权胡为,终日“斗鸡”“赌鹅”“击球”,把国库积蓄耗费一空。

唐末,官吏贪贿成风。“自咸通以后,上自宰辅以及藩镇,下至牧伯县令,皆以贿取”。懿宗时,宰相路岩公开贪赃纳贿,仅他的一个家吏贪污来的家产,就可供全国两年军资。当时宦官掌握禁军大权,有些禁军将领,以成倍的利息向长安巨富贷款,贿赂宦官,以谋取节度使的职位。担任节度使以后,通过吃空额、克军饷等方法,搜刮钱财,偿还贷款而外,又积蓄巨万财富。至于官吏抢占民田,兼并土地更是司空见惯。统治阶级集团已到了极其腐朽的地步。

由于统治阶级腐败,官僚机构的膨胀,战争的频繁,国家财政开支无限制地扩大。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便一再增加两税税额。两税法实行后,只过了两年,税额就每千钱“增二百”;加上钱重物轻,两税初期万钱折绢三匹,十五年后折绢六匹,人民负担实际增加了一倍。穆宗时,实际税额已增至三倍。除了两税以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诸如盐、酒、茶、竹木、果蔬、牲畜税,名目繁多,几乎无物不征。尤以盐税影响最大。唐天宝时斗盐十文,乾元元年(758年)改变盐法,实行榷盐,即国家专买,盐价一下提到每斗110文。此后即不断上涨,至有“以谷数斗,易盐一升”者。政府每年盐税收入猛增到600万贯。百姓吃不起官盐,只好淡食或买私盐。政府为了禁止贩卖私盐,设立了巡院缉私,以酷刑镇压私盐贩,“盗鬻两池盐一石者死”,还采用了连坐法。结果,迫使私盐贩武装起来,结成帮伙,进行反抗。有些人后来成了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骨干和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