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礼作乐
孔子曾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来，夏、商、周在礼仪制度上的变化是“损益”的关系，即有所减损或增益。殷承于夏，周又承于殷，在周代以后虽然经过百世也还能看出它们的承接关系。
孔子对夏、商、周三代文化因承关系的论断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来说，可谓公断，然而单就夏、商、周三代而言，其变化还是比较显著的。因此近代史学大家王国维在其名著《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的礼乐制度虽然因于殷礼，因为当时殷人的文化水平确实高于兴起于西方的小国周，但在周公、成王之后，周人的礼与殷人的礼差异很大，由此可断定周人在革殷商之命后，继而革殷商之礼，这个巨大的变革即为周公的“制礼作乐”。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记录始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其中记载季文子的话说：“先君周公制礼作乐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事民。’”鲁为周公之子伯禽所建的封国，奉周公为始祖。季文子是鲁国的世家子弟，所在的春秋时代距离西周并不久远，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且根据殷商周初的甲骨文和金文以及后世文献考证，武王之后的周礼与殷商有较大区别。而武王去世之后，成王幼弱，能继承大统并改制的只能是践天子之位而摄政的周公，所以说周公制礼作乐应该确有其事。那么，周公到底制了什么礼，作了什么乐呢？
《尚书·周书·召诰》记载周公总结夏、商灭亡的经验教训时说道：“我虽然不知道夏、商的统治应该延续多少年，但是它们因为不敬阙德故而失去了天命，早早离开了历史舞台。”然后，他们又对殷人“先鬼而后礼”的天命思想进行了反思。周人已经认识到“天命无常”，即天命会发生转移，而这个转移的基点就是“德”，是民心所系。也就是说天命以人心向背为根据决定王权的兴衰，而民心的向背又取决于统治者的“德”。于是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将殷人的重神事转移到人事中来，同时用礼乐制度来表现和巩固周人之“德”。可见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基于“德”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