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头一闷棍，说白了，是一记杀威棒。发岀杀威棒的是慈禧太后，她蓄意已久。
沉疳待愈的大清朝，期待一剂救世良方。两位年轻的太后守着年幼的同治皇帝，不知如何是好，不得不处处依赖恭亲王，朝廷大事统统由恭亲王说了算。她们心里头明白，医治内忧外患的纠缠，舍去恭亲王这样的妙手神医，指望不上谁。依赖和指望算不得什么，权力中心最忌讳的是另一码事——功高盖主，那可就了不得啦。
恭亲王大权在握，将具有改革意识的文祥、桂良、沈兆霖、宝鑒、曹毓瑛等军机大臣当仁不让地聚拢在身边，形成新的政治中枢。恭亲王上任议政王伊始，联合改革派大臣，接连上折奏请“自强之术”。他陈奏说：“窃臣等酌拟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自强”是洋务派吹响的改革号角。
恭亲王内统军机，外拢封疆大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权霸一方的汉臣也对他唯命是从，光听他一个人的吆喝。这自然引起两宫太后的猜忌。在她们看来洋务不洋务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恭亲王把持朝政，唯恐他尾大不掉，有朝一日威胁到她们孤儿寡母的皇权。慈安皇太后没什么心眼，懒得过问朝政；慈禧可不行，垂帘听政后，她的野心仿佛野草一般地疯长。要杀杀奕訢的威风，她要夺回大权。只怨太平夭国“作乱”不息，国势不靖，她忍着性子，躲在养心殿暖阁的黄纱帘后边窥测，寻觅机会和借口。天京陷落，太平军覆没，天下初定，慈禧情不自禁地冷笑吟吟。
北京朝廷孕育着争斗。
朝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股保守势力，他们从根上看不惯恭亲王的所作所为。对于奕訢推行的“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外交政策不认同，他们提出“夷夏大防”，处处需防着洋人，不能跟外夷亲近；说恭亲王媚外，屈从洋人，还给他起个外号：鬼子六。他们对奕訢一味地重用汉臣更反感，说他“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人”。过去肃顺重用过汉臣，这回编派恭亲王暗地里执行肃顺的政策，与曾国藩、李鸿章等过从甚密。大清朝终归是满人天下，怎容得汉人占据要位？同治四年期间，当时全国十大总督，除湖光总督官文一人是满人，其余九位都是汉人；十五省的巡抚皆为汉人。要职大官岂不都让汉人当了？不过，保守势力尚属于弱势群体，在奕訢统治朝野的情形下，他们根本没有话语权，盼着更具影响力的大人物给他们背后撑腰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