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目光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凝眸于广州一隅，吃惊地发现那里平安无事，仿佛一潭死水般地波澜不惊。
坐镇广州的是咸丰最为欣赏的封疆大吏——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叶名琛。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个炙手可热的职务，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外贸易恢复正常，广东一带已成为敏感地区，况且管理五口通商实际就是全权负责对外关系。集两广的军政与清朝的外交权于一身，可见叶名琛在咸丰心中的分量。在咸丰的印象里，叶名琛能干，对付外夷有一套。把谁放到广州他都不放心，唯独叶名琛是最佳人选。恰恰就是这位最令他放心的叶总督却捅下了大娄子。
其实，身居要职的叶名琛对西方事物一窍不通（他也不屑了解西方），他那套对付外国人的本事，说穿了很简单：避免接触，敷衍了事。因循清朝官人不与外国人直接对话的体制，叶名琛身为通商大臣以种种借口不跟西方外交官见面，怕见面多惹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次，对于外交公文，他统统以虚言搪塞，对于西方国家提出的什么要求，不管合理不合理的一概拒绝。叶式外交方针糊弄一时尚可，真到了针尖对麦芒的时候，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咸丰四年（1854年）春，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包令爵士约美国专使麦克来因和法国代表布尔布隆，一起给叶名琛写信，要求见面谈判“修改条约”。修约是怎么回事呢？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中有这么一款：“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自遵守，不得轻易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法签订的《黄浦条约》也有类似条款，可是跟英国人有何关系呢？包令爵士巧言善辩，他说：“英国同样享受'最惠国待遇'，就应该跟美国和法国一样有资格修约。”眨眼间快十二年了，他们发觉前约当中有不对胃口的地方，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提岀修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