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江南正值梅雨季节。
在一个农耕社会里，物候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参照系，好多浪漫而富于诗意的名称亦由此而来，或者说，它们是互相印证联袂演绎的。例如清明前后的雨水叫“桃花水”。有一种恰好在麦收时节迁徙路过的鸟叫“麦黄鸟”，在我的家乡一带则称之为“麦枯草枯”，那是模仿其叫声。而梅雨之得名，原因也正如有人写过的一句很著名的诗——“梅子黄时雨。”
梅雨是消消停停不紧不慢的，落在农家的茅屋上悄无声息，也悄无声息地把场头上的农具洗得很干净。阳光像华清池里出浴的杨贵妃一样娇柔无力。不管下雨还是放晴，空气总是潮湿而凝滞。乡村里弥漫着麦草霉烂的气味。老树的根部和墙脚的麻石上长满了苔藓。晾衣服的女人抹去长竹竿上的黑斑，叹了口气：怪不得叫“霉”雨呢，没一处不上霉的。
地里的杂草欢快地疯长，这是它们最好的季节，无论温度还是湿度都恰到好处。这时候农人也没工夫来收拾它们。“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这里说的是唐代的关中一带，但宋代的江南更甚，因为到了南宋的绍兴初年，以稻麦连作为主的复种制度已在江南地区普遍推广。收获和播种都集中在这个雨季里，农家的忙碌可以想见。中国被称为万年稻作之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美合作在江西省万年县吊桶环遗址的发掘表明，约在一万年前，当地人已经从采集野生稻米转向种植。江南湿润多雨，水稻历来是农作物中的大宗，对于解决民众的日用口粮和军需供应（秋苗上供、私籴、马料等等），可谓举足轻重，故时人称之为“国之重宝”。也同样因为水多地湿，麦子在南方产量不高，种植多是随意点缀，即使种了，有时也仅是作为稻作的绿肥，并不在于收获。任何耕作制度的变革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都是在不动声色中悄悄完成的，但其中的历史必然性却无法拒绝。宋朝定鼎以后，由于人口急剧增长和耕地相对不足，增加复种指数成为一项具有革命性的举措，而稻麦连作作为一种成熟的耕作制度，其确立和继往开来，关键时期即在南宋。当时，与稻麦连作制并存于江南各地的，还有水稻与油菜、蚕豆等夏熟作物，二麦与豆类、杂粮等秋熟作物搭配组合的复种方式。在梳理这些史料时，我有幸看到一长串当时各类作物的品种称谓，那些名字不仅体现了农民的朴素俚俗，也不乏艺术家的浪漫。例如有一种早熟的籼稻，谓之“随犁归”——刚刚耕作完毕，收获就随之到来了——何其形象！还有一种高产的粳稻，谓之“富不觉”——不知不觉中就让你富起来了——何其生动！还有什么“金钗稻”“贵妃糯”“九里香”“羊脂玉”，又何其典雅通脱！难怪史书中也不得不赞道：“土人通艺焉。”其中的有些名称，在我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回乡务农时仍一直在沿用，那种耳熟能详的亲切感几乎在瞬间稀释了八百多年的历史烟云。例如大麦中的“六棱”，小麦中的“佛手”“和尚”，水稻中的“矮脚黄”“紫梗”“芒糯”“香糯”，豆类中的“牛踏扁”（蚕豆）、“红小豆”，这些产生于唐宋，散见于各类方志和文人诗词，又被大才子解缙辑入《永乐大典》的名字啊，也许它们的习性和产量早已改变，只有形态——例如禾秆的高矮、穗头的棱数、有芒或无芒，等等——仍旧一以贯之，但八百多年前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可以想见。在这个收种交集的五月里，时断时续的黄梅雨伴随着乡村各个场景里忙碌的身影，就像一曲紧拉慢唱的戏文，一直延续到小暑前后。梅雨虽则缠绵，但就像恋爱的男女一样，缘分一尽，说散就散。梅雨一停，天空豁然开朗，暑热就降临了。但农人是不怕热的，因为地里所有的庄稼都不怕热——只要不是干热。民间向有“一米度三关”或一粒稻七担水的说法，说的都是种稻的辛苦和稻米的宝贵。新麦入仓，黄秧落地，农家的忙碌才只是开了个头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