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中最重要的节庆，除去元旦和冬至，还有圣节。元旦是一个完整时间序列中的第一天，即所谓的一元复始；冬至则标志着白昼渐长，在天地阴阳二气中，阳气开始上行，因此，这两个节日都体现了神的意志。相对于“神”而言，“圣”略次之，圣节是皇帝和皇后的生日，亦包括太上皇和皇太后。封建王朝的统治理念是天人合一，君权神授，如果说神是掌握一切的董事长，圣就是替天行道的总经理。但这个总经理一点也不客气，圣节的重要性和隆重程度居然与元旦、冬至等同，也是普天同庆。把自己的生日作为整个国家和全体民众的节日，这是“家天下”思想合乎情理的体现，家长过生日，能不阖家庆贺吗？
这中间，皇太后的生日具有特殊意义。作为皇帝的母亲，皇太后是普天之下唯一比皇帝还要尊贵的人，这当然是在没有太上皇的时候。皇帝虽贵，但终为人子，他那不对任何人弯曲的膝盖——有时甚至在神灵面前也不跪拜，赵宋立国不久，太祖皇帝视察大相国寺，在佛像前问陪同的和尚应否跪拜，和尚很得体地回答：“现在佛不拜过去佛。”太祖会心一笑，遂不拜——在自己的老娘面前是要下跪的。中国历来的传统是子以母贵，母以子荣，因此典制规定地方各级官员的母亲出行，可以用其子所能享受的一切仪仗，但其父则不行。这样的规定虽然有点看不懂，但我们至少可以从哺乳动物所共有的恋母情结中找到渊源。
皇太后韦氏的圣节是十月二十五日。但十月二十五日只是**，作为前戏的筹备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
首先是“衙前乐”的组织和排练。
作为圣节期间的文艺演出队伍，“衙前乐”是个新名词。所谓“衙前”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衙前”而不是后庭，说明这些艺人不是朝廷或官府固定包养的。二、既然就在“衙前”，说明是可以随时呼唤招之即来的。很显然，这和北宋时的举国体制不同，北宋的时候，朝廷设有教坊，那是由国家出钱供养的专业文艺团体，专门为朝廷的礼仪活动和宫廷宴会服务。徽宗皇帝本人就精通音律，又好大喜功，因此教坊的队伍相当庞大。在从崇宁到宣和的那些年里，到处是盛世欢歌和升平乐舞。当时有一种理论，说国家钱太多了，国库里堆积的财货有如汉朝的西园库和唐朝的琼林库，这两个库都是把财货囤在里面不开销，时间长了都烂掉了，所以白居易在诗中写道：“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怎样才能不让财货“化为尘”呢？那就赶紧花呀，挥霍呀。钱只有在使用时才具有价值，藏在家里只是一个数字。这种话当然是有钱人说的，宋王朝当时就相当有钱。于是除了给官员加薪和兴建各种形象工程，就是公款吃喝。有意思的是，那些因为太富了才不得不举行的宴会，恰恰要用一些带“穷”字的词语才能形容，例如：穷奢极欲，穷吃海喝，穷形尽相，甚至穷凶极恶。每一次宴会都像是最后的晚餐，都像是今天吃过了明天就要去死的样子。那么就吃吧，人类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就是吃出来的，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种植和狩猎等等，都离不开吃。在宋代的文明成果中，除去活字印刷而外，就是宋词以及河豚的吃法，后两项都与宴会有关。吃喝风起来了，助兴的歌舞亦随之风起云涌，各种晚会都以奢华的名义互相比拼。对于艺人们来说，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幸福时光，只要你歌唱得好，舞跳得好，或俏皮话说得好，琴弹得好，就可以混一个待诏或祗候之类的高级职称，那都是体制内的勾当，虽没有多大权势，却可以享受相当一级官员的俸禄。那时候体制内的艺人还不兴出场费，但每次演出的赏赐就已经让他们盆满钵满了。所以有点名气的艺人，收入远高于翰林院那些学富五车的文人官僚。有些歌者和舞者还借助于文人的词章而留名青史或艳史，例如赵青青、李师师、谢媚卿。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管排场如何盛大。渔阳鼙鼓动地来，金人骁勇的铁蹄为这出盛世豪宴画上了最后一道休止符，歌舞的看客和表演者都当了金人的俘虏，教坊成了一个奢华时代最后的绝响，如同京师景龙门内那美轮美奂的艮岳一样。南渡以后，局势动**加上财政吃紧，教坊从此裁撤。朝廷每有典礼需要用乐时，就让民间的艺人和妓女们临时客串，也就是花钱买服务，省去了一大笔养人的开支。这种市场化操作从经济上讲很合算，艺人们随叫随到，就像在衙前的台阶下听候召唤一样，故称之为“衙前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