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另类”是一个极时尚的词汇。文坛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卫慧、棉棉更是以“另类”的姿态招摇。她们及其作品中人物俨然成为“另类”生活的形象代表。但是在时隔不远的几年前，“另类”似乎是指朱文他们。把这两代“另类”比较是自然的事，只要我们对他们的作品有一个直感，就可以发现棉棉、卫慧的创作虽然风头强劲，表现了当时最前卫、最新潮一代的最新生活经验，但文学品格并不具有多少先锋性，他们写出的不过是每个时代都有而又随时代不同有所差别的青年人无所顾忌的青春状态。在这种为所欲为的青春状态的抒写背后，没有一种独立的精神品质作为支撑，不具备实质的精神内容，因此卫慧们是无所持守的，也无力把持自己，最终像他们笔下的人物一样走向行为的失控。与卫慧、棉棉们想要引导时尚和媒体、又最终为其所制不同，朱文的写作却与时尚生活和现存的社会秩序自动离弃，不与已失去聚合能力的主流话语相认同，表现出独立意识和自由创造的精神向度。在这个传统中心意义体系解体、大多数作家热衷于对生活经验直接描写且无所用心的年代，其意义也正在日渐地显山露水。
一、被延搁的“性”——一种被掩抑的现实
大学生一直被描述为天之骄子，文学作品中的他们，大多富有理想，单纯明朗，**洋溢，充满朝气和活力，代表着一个时代最新的知识形式和最新思想观念。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里，大学生俨然是新的、正面的、向上的时代精神的代表。相对于加诸大学生及大学校园的美丽光环，朱文的《弟弟的演奏》有重写校园史的意味。不过那绝对不是带着浪漫幻想对大学生活的歌咏或吟唱。正像陈晓明所言，这篇小说是以“性”为支点，用放纵而恶作剧似的戏谑笔法，撕破了“性”，毫不遮掩地写在大学生身体内蠢动不宁的青春情欲[51]。这篇小说朱文没有像郁达夫那样把笔触伸进人物的意识深处，**内心奔突的性心理。他放弃了紧张的内心独白，而让人物在力比多的驱使下作近乎怪诞的表演。这群工科大学的大学生为青春期发作的性欲望烧灼得焦躁不安，他们不像《沉沦》中的主人公耽溺于性幻想，并且在性苦闷中不能自拔。他们去行动，于是就有像野狗一样各自觅食的单独行动，也有组织游行、集体写诗、办诗刊以指望吸引女孩子的集体行为。性成为他们生活的轴心，他们的生活就围绕抵达这个中心而旋转，寻求性的释放成为他们生活的根本内容。这群被褪去理想色彩的大学生，既失去刘索拉的“大学才子”们那浪漫骑士般的狂傲和反叛，更没有张承志的“研究生”那种英雄主义的理想和气概。就像朱文在小说中再三咒骂的那样，那是一群“杂种”，从来就没有过精神上的高远追求，生理的需求完全占据了他们的意识，他们最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听从本能的役使，为本能的需求费尽心机，甚至不惜作奸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