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时我三岁，父母奉命北迁，筹建天津《大公报》的北平办事处。父亲直飞北平，母亲带我绕道苏州，去看外公外婆。在朦胧的记忆中，外公外婆并坐在那种带大帐子的大**，他俩和母亲共同品尝了甜食，又絮絮叨叨说了许久。我长大后也喜欢吃“黄天源”的糕团，不知道可是这时候种下的基因。
到北平后几经迁徙，最后搬家到东城灯市口的一个胡同深处，前院是办公地点，后院是宿舍。同时住在那里的，还有其他记者如戈衍棣、萧离、萧凤等。后院一溜北屋，我家一明两暗。当时“看”我的保姆叫“橙子”，就是不知道是否是这俩字。她出天花脸上留下麻子，但人很善良。她做饭很一般，但父母心思在工作上，同时外边饭局也多，不时还带上我。说到饭局，父亲有时会遇到极特殊的一种——是驻守北平的军政当局单把他一个人找了去，边吃饭边说些军政要闻，目的就是让父亲写出来在《大公报》上发表。这样做的时间大抵是在解放军围城的后期，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已经没人信了。当然，这样的饭局是不能带小孩儿的。
我参与的饭局则是非常普通的一种。在我们住家附近，大饭馆尤其多，比如“全聚德”、“东来顺”、“翠华楼”等等，一个挨着一个，一个胜似一个。那些看门的胖老头，每次看见我来了，都想趁机摸摸我的头顶。我不情愿，一闪，躲开了。胖老头无言笑笑，以后也就不再摸我的头。我吃饭不老实，不肯在座位上待得太久，经常会溜进后边的厨房，对那一长溜的火眼儿，很早就知道它们分别叫做“头火”，“二火”和“三火”……我还在东来顺的楼上，和那张摆满了佐料的八仙桌“试比高”，但我说不清那些小碗中盛着什么，也不知道大人根据什么原则去调配。我还在全聚德的烤炉旁边看大师傅如何用长竿子把鸭坯送进炉膛，我发现他们移动时的步伐很好看。几十年后拍摄的电影《老店》，其中也有烤鸭师傅移动脚步的特写镜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