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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东的小说,既有对文学、艺术本身的省思和探索,也始终关注日常生活,蕴含着对“生活的艺术”的省思和探索。这两者,在她的作品中不是一种可以截然分离的存在,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蔡东对它们的省思和探索,是同步展开的。

在蔡东的小说中,《我想要的一天》也很值得注意。它曾以《我们的塔希堤》为题,刊于《收获》2014 年第 5 期。它与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有非常多的不同,又有一种内在的对话关系。《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艺术家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原本是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有美满的家庭、稳当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却让常人觉得难以理解地放弃这一切。他出于对绘画的热爱而离家出走,到巴黎追求他的艺术梦。在巴黎,他的艺术梦却并没有很好地得以实现,不单肉身备受饥饿和贫困的折磨,也因为寻找不到合适的艺术表现方式而深受精神煎熬。因缘际会,他离开了巴黎,到达了与繁华世界隔绝的塔希堤岛并在那创作了很多后来让世人感到震惊的杰作。毛姆的这部小说,涉及很多重要的艺术话题,既试图探讨艺术创作的奥秘,也试图对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艺术的本质等问题进行发问。由于这部小说涉及的艺术问题之广、之深,讨论现代文学与现代艺术的作品几乎都可以与之形成对话关系。

《月亮和六便士》里的艺术家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以法国后期印象派大师保罗·高更为原型,因此,这部小说包含着对现代主义艺术的探讨。对于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这类领受了艺术之天命的人来说,其人生仿佛注定是要受苦的。为了艺术而牺牲日常生活,也似乎成为一种不得不如此的选择,“他生活在幻梦里,现实对他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对于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蔡东的小说也有非常多的思考和书写。《我想要的一天》中的春莉并无写作天赋,但写作于她而言,是一种避难的方式,借以对抗职业的倦怠和日常生活的平庸。远离繁华之地,到偏远的塔希堤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生活,这是查理斯·斯特里克兰德的选择。相比之下,春莉所做的是一个逆向的选择:她从偏远之地来到深圳,希望能大隐隐于市,能“躲在大城市写东西”,在现代性最为深入的城市空间中来成就她的艺术人生。由此,艺术既是试图抵御功利化和庸俗化人生的一种方式,也是心灵获得安定的一种途径。当然,对于春莉这种试图以这么决绝的方式来逐梦却又缺乏圆梦能力的人来说,她的困境是难以解决的。面对这种选择,春莉到深圳后投靠的好友麦思的心情是复杂的,“她觉得春莉只是急于寻找一个外壳,一个臆造的自由澄明之境,好不去面对真实的世界。”与此同时,麦思又多少能理解春莉的选择。麦思自己,也包括她的爱人高羽,其实也面临着类似的精神困境和现实困境。他们的差别仅在于是继续抵抗,还是选择出逃,选择放弃。麦思与高羽同样处于一种冲突重重、有待缓解和化解的状态。直到结尾,这种状态也仍旧没有多大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