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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祥走了。我不敢谬托知己，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也谈不上朋友。我只是和他同住华威一楼二十来年。虽然同住一楼，我不愿串门，疏于交往，很少去他家拜访，更主要的是不想打搅他。我一直以为，喜欢并敬重一位作家，读他的书就是了，这是更重要的。
但是，我和燕祥倒是常常见面。有意思的是，见面的地方是电梯内外。常常是在电梯里见到，便在电梯里说几句，十几层下来，出了电梯，有时会再接着说几句。电梯内外，是我们的会客厅。
印象深刻的那一次，是2011年的中秋节，天有点儿阴，在电梯上又见到了燕祥。我刚在《新民晚报》上读到他写的诗《八十初度》，问他：“您还没到八十呢！”他笑着对我说：“我都七十八过三个多月了，就是已经开始过七十九岁的日子了，所以叫八十初度。我是1933年生人。”我笑着说他：“您这也太四舍五入了！”
一晃，九年过去了。那么硬朗，那么真诚，又那么幽默的燕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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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祥几乎每天都会下楼出来散步。他告诉我，每天快到中午，太阳好的时候和晚饭过后，出来散步两次，各一个小时。很多时候，他的路线是这样的：向东走过农光里，再向南到首都图书馆，最后顺着三环路折返回来。
记得他曾经写过一首关于散步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他曾经跌倒/不止一次/不要人扶掖/他又爬起……从20世纪到21世纪，/从蹒跚学步到从容漫步，/这个在中国散步的人，/这个在天地之间散步的人/他/就是我。”这几句包含着漫长历史容量和心情跌宕的诗，我想应该就是在这样的散步中得来的吧。
我和他在电梯里相见，大多是在他要外出散步或刚散步回来这两个时间段。
他见我不怎么下楼，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吧。他劝我说：“还是多下楼走走，接接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