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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封 书诸阳伯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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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年(1524)

妻侄诸阳伯复请学,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说矣。他日,复请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闻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无穷,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尽乎?抑尚有所求于其外也乎?”复告之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义外’[1]之说也。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故以端庄静一为养心,而以学问思辨为穷理者,析心与理而为二矣。若吾之说,则端庄静一亦所以穷理,而学问思辨亦所以养心,非谓养心之时无有所谓理,而穷理之时无有所谓心也。此古人之学所以知行并进而收合一之功,后世之学所以分知行为先后,而不免于支离之病者也。”曰:“然则朱子所谓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谓知矣,而未可以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为温凊之节,则必实致其温凊之功,而后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为奉养之宜,则必实致其奉养之力,而后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为如何温凊奉养,而遂谓之致知,则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门不易之教,‘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2]者也。”

释读:养心穷理 知行合一

这封家书虽篇幅不长,却把王阳明心学的理论体系和盘托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既一脉相承,又相互发明。妻侄诸阳伯向阳明提出的问题是:“天下事物之理无穷,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尽乎?抑尚有所求于其外也乎?”致良知虽简易直接,但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是无穷的,真的只要我致良知就可以穷尽天下之理吗?除了致良知,有没有继续向外求的理?阳明的接引办法是先反问:“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心即理,即阐明了天下没有心外之性、性外之理、理外之心,心、性、理本就是一。心即理,把这个理(心)用在亲情上就是孝,用于君臣之事就是忠,用于朋友之间就是信。尽管外部的事千变万化,乃至无穷,但都是发自我这一颗心。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也就是这个意思。作为心学整个体系而言,心即理之“理”主要是天理。此心无私欲的遮蔽,即是天理,不需外头添一分。王阳明说:“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人情事变都由心而发,万法归心,强化内心的自律精神才是根本。心学要的是万物一体之仁,心即理的哲学理据是万物一体之宇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