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
当然真能“高明”起来，体验到“洞见全体”的透快，那快乐跟“圣灵附体”差不多，徐爱自言：“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惊愕不定，无人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傍蹊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诚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唯精是唯一功夫，诸如此类，皆落落难合。其后患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顿开。”
他在龙场教学生时还开示《教条》，“以四事相规：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后来便“随地指示良知”了，因为他相信“百姓日用即是道”，他认为：“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随地指示”也是为了不立“格式”，立定格式，就犯了执一之病。“随地指示”是单兵教练，短兵相接，亲口传授，学生请他著书以传之久远，他却认为“此须诸君口口相传，若笔之予书，使人作一文字看过，无益矣”。这种教育方法要求导师必须达到辨通无碍的化境，作为“直下承当”“直造圣域”的活样板出现在任何场合，能够现场发挥，解释任何问题，辅导出学生真切的体验。“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
尽管王阳明也借用教材（钱德洪说：“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大学》《中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但对于任何经书，他都要求学生“晓得”而不必“记得”，怕“记得”反而遮蔽了“自家本体”。他说：“学问最怕有意见的人。我在龙场时，与夷人和中土亡命之流讲知行之说，他们欣欣相向。及返回内地与士大夫讲说，反而格格不入。不曾读书的人，更容易与他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