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来，这两个人，一为中国古代著名词人、南唐国主，一为大洋彼岸名震寰宇的现代大科学家，他们生活的时代差不多相隔了一千年，似乎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互不搭界的。但是，事物之间既有差异又有联系，有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却可以用来阐明同一问题，这也所在多有。
先说李煜。这是一个才分很高的人，善诗词，工书画，尤长于音律。他写的词，在生活感受的浓度和艺术表现的力度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由于他在题材与意境上突破了晚唐、五代词以写艳情为主的窠臼，扩展和提升了词的表现生活、抒**愫的能力，因而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可是，作为一个国主，却弄得一塌糊涂，“马尾串豆腐一提不起来”了。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对军国大事无所用心，也毫无兴趣。当大臣们在他面前议论经邦治国的政事时，他竟掩耳不听，嗤之以鼻。他特别信奉佛教，在都城金陵养了上万的僧人，一退朝就换上缁衣，诵经念佛。宋朝大将曹彬挥师破城之日，他还在静居寺里听经，最后落得个肉袒出降，辱身亡国的下场。
关于这位南唐国主，宋太祖赵匡胤有个十分恰当的评价：“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作人主耳！”清代诗人郭频伽也咏叹他：“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本来不是君王的材料，却偏偏被拥上“九五之尊”；结果，既逃脱不了亡国罪责，留下千秋的愧憾，又要“终日以泪水洗面”，断送残生，而且祸殃妻孥，真是所为何来？实在是一场天大的历史误会。
现在，再说爱因斯坦。1952年，他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了。一天晚上，一位著名记者电话问他：“亲爱的教授，外面传言，以色列共和国将邀请您出任总统。如果真是这样，您会接受吗？”这位正在美国某大学执教的大科学家，断然答复：“不，我当不了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