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是作为对现代性课题的一种深刻回应而诞生的，对现代性的批判反省，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层背景和问题意识。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很显然，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思想必然与其现代性批判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对此进行专门考察，正是本节的主要内容。
（一）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原则的“联姻”：现代性的深层逻辑
“现代性”是当代思想领域和生活领域中最热门的一个话题，但也是一个最为歧义丛生的概念。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定位，可谓是众说纷纭。如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鲍曼“流动的现代性”、吉登斯和贝克“矛盾的现代性”、伯曼“辩证的现代性”，等等。应当说，这些对现代性的不同定位，都抓住和反映了现代性的不同方面和特征，却没有抓住现代性的真正实质。在一定意义上，现代性不是表面上看到或显示出来的东西，而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所以说，现代性决不是表面的“现象”问题，而是深层的“逻辑”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原则的“联姻”，正是现代性最为深层的逻辑。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经过了文艺复兴、完成了宗教改革之后的“启蒙的时代”，也即一个上帝自然化、人本化的“祛魅”的“资本的时代”。可以说，“理性”与“资本”是马克思所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依赖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而且依赖于这种扩张本性借以实现自身的“谋取方式”，即理性形而上学依靠启蒙而开展出来的、对存在者的控制方案和统治形式。正是由于资本与形而上学“共谋”的“这种双重的经纬，方始成为一种现实性的力量：就像这种力量一方面来自资本之无止境的推动一样，它也来自现代形而上学之无止境的谋划”[1]。在马克思这里，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是具有内在“姻亲”关系的，资本具有形而上学本质，形而上学也具有资本本质。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一特有的“双重现实”出发，来揭示和批判其“秘密”和“实质”的。对此，海德格尔晚年在一个讨论班上曾专门强调，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或根本不理解）了这个时代的“双重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然而，马克思主义却“懂得”这“双重现实”。[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