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矛盾
黑格尔被称为第一个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1]，他曾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2]。这里的“主体性”，实际上是“个人主体性”。“个人主体性”作为现代性的哲学表征，其核心内容是把主观意识的“自我”实体化为“主体”，强调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是保证其他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最终根据，认为只要确立“作为突出的基底的我思自我，绝对基础就被达到了，那么这就是说，主体乃是被转移到意识中的根据，即真实的在场者，就是在传统语言中十分含糊地被叫到‘实体’的那个东西”[3]。自笛卡尔以来，“‘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才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4]。因此，所谓“自由”，首要的是个人主体性的自由。康德最为清楚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认为，个人意志的自律性和自主性意味着的就是个人的自由，“每个有理性东西的观念都是普遍立法意志的观念”这一实践理性原则最集中地体现出了人的自由。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也是第一个从哲学高度深入反思并揭示了上述“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的自由原则所具片面性的哲学家。在他看来，“个人主体性”及其自由原则无疑是有其重要的积极价值的，但是，它在根本上是一种“知性”原则，它片面地把知性置于理性的位置上，把有限设定为绝对，这必然使得“主体性”原则表现为一种“对象性的逻辑”并因此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这种“暴力”必然把他人“作为客体加以压迫”，从而导致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对此，黑格尔说道：“在现代世界，解放必然会变成不自由，因为，失去控制的反思力量已经获得独立，只有通过主体性的征服暴力，才能实现一体化。现代世界受到了错误的同一性的折磨，因为在日常生活和哲学当中，现代世界把一种有限设定为绝对。”[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