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始于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完成之后，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但是，这件事实所拥有的意义却不是唯一的，对它的解释也是各种各样。
有学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对基于费尔巴哈“本质”论基础上的异化理论的扬弃，马克思从此转换了主体概念。[1]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他否定人道主义，创建属于自己的科学的过程。[2]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频繁出现的“类的本质”、“人的本质”概念消失不见了，马克思将这些概念进行了转化。而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也出现了完全相反的转变。另外，《德意志意识形态》也首次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角度来把握历史，提出了历史并非由哲学问题构成，而是实证的“科学”[3]的可能性。
可以说，这里的的确确存在一个理论转换问题。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其根据又在哪里？在否定历史由哲学问题构成之后重新构建的理论，就是所谓的实证式“科学”吗？关键问题恐怕还是人的主体性的自主活动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法”的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论述了对象=感性的主体性把握。这种主体性把握，必须和人的自主活动这种最具主体性的活动相关联。马克思是否真的无视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而去论述“科学”呢？如果不是这样，那它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法”是一种怎样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如果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断绝开来是否还能成立呢？
无论答案如何，我们现在都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1844年《德法年鉴》发表之后，历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直到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期间马克思的理论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正如后文所述，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后的意识形态论争，尤其是对于费尔巴哈的批判相继发端。马克思是如何将费尔巴哈的批判转化成为我之物的？而且，这与马克思的理论形成有着怎样的联系？特别是异化理论的形成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法”之间又存在怎样的联系？笔者试图联系德意志意识形态论争的过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