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有可能是1844年和1845年之交的冬天以后，在意识形态论争不断高涨的时候开始对费尔巴哈批判的。在《神圣家族》里，马克思还表达了对费尔巴哈强烈的同感。虽然马克思起步较晚，但却在短期内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反转。因此，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此时马克思出现了根本性的理论转换的假定。
但是，正如本章开头所指出的，理论转换一定要有根据。虽然施蒂纳给马克思带来了巨大的理论冲击，但是，马克思未必会接受施蒂纳的观点，相反，主导马克思的是对施蒂纳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自我批判”仅根据对施蒂纳的批判是说明不了的。那么，马克思进行理论转换的根据到底是什么？马克思是如何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转化成为我之物的呢？这其实包含着理论转换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或者说，在这些问题之上，在马克思那里，根本性的理论转换真的存在吗？笔者认为，马克思已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充分的批判。从这一点来看，对于马克思向费尔巴哈批判的转换，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脉络进行解释。
这里，不可能做详细的展开，但是，为论述起见，笔者想在这里考察一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费尔巴哈观。[1]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超越黑格尔的理论功绩进行了这样的评价：
“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2]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