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民社会”概念的二重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调在于，它从产生思想、观念这些总称为意识形态的个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以及这些生产的物质前提出发，对这些意识形态进行说明。物质生活的生产发生的场所，即商业和工业、生产和交往的“舞台”是市民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市民社会是被作为“全部历史的熔炉”[1]，或者“全部历史的基础”[2]来认识的。
这个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不限定于近代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它与物质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并作为其交往形态”存在于历史的“各种阶段”[3]。“市民社会包括生产力在一定发展阶段的内部的个人物质交往的整体。它包括某个阶段的商业和工业的整体”，“在任何时代，都构成国家其他的唯心主义上层建筑的基础”[4]。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注意到，“市民社会这个词出现于十八世纪”，“市民社会本身只和资产阶级一起发展”[5]。这个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近代市民社会或者资产阶级社会）和作为“全部历史的熔炉”的市民社会，它们的意义和内容是不一样的。[6]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多种含义，这是早就被学者接受的观点。[7]就连《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们也清楚地自觉到了“市民社会”概念的两重性：“在相同的名字下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8]
我们有必要历史地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市民社会和“全部历史的熔炉”的市民社会的关系。可以说，前者是后者被展开的形态。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市民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社会，作为历史的“真正熔炉”，形成了国家的“基础”。如果说，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国家是某个时期的市民社会整体的总括形态”[9]的话，那么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国家和市民社会一起，成了它们外部的特别存在”[10]。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作为市民社会独立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