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哲学家中，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地位非常特殊。这里说的“特殊”，不仅是指他的理论的独特性，而且在于他在法国的声望以及他对后人的影响。20世纪前二十年，柏格森的理论在法国极为盛行，他的著作一出版，就会被一抢而空，甚至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也成了法国上流社会的一件大事。但是，正如威尔·杜兰特所预言的：“柏格森很可能会分享斯宾塞的命运，那就是：活着参加自己声望的葬礼。”[1]果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柏格森的理论已经少人问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几近销声匿迹了。事实上，如果说存在“柏格森主义”，那么，“柏格森主义”只有在柏格森时代才得以成立，在柏格森以后的时代，“柏格森主义”就以残片的形式融入了其他哲学之中。
柏格森没有其理论的直接继承者，但这并不说明柏格森哲学理论的“消亡”，事实上，现代西方人文科学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柏格森的影响。柏格森一反近代哲学本质主义和机械论的思维传统，转而确立了一种新的观念——“生成”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正是现代哲学所要坚持的思维方式。作为一名思想家，柏格森的影响是多层面的，他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意识流文学、荒诞派戏剧、超现实主义等文艺流派都直接从柏格森那里汲取了营养。由于他促进了西方文艺理论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因而成为西方现代文艺的先驱者。作为一名哲学家，柏格森的思想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极为深远，现代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无论是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实用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或是语言哲学和解释学中，都可以看到柏格森思想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