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结构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其阵营很快瓦解。福柯、德里达、巴尔特、利奥塔和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冲破了“结构”的限制，形成了后结构主义的态势。“与结构主义者把语言游戏局限在封闭的对立结构中的做法不同，后结构主义把能指放在比所指更重要的位置上，以此来表明语言的动态生产性和意义的不稳定性，表明他们同意义的再现图式的决裂。”这样一来，被结构主义的抽象性所压制的日常生活的流变性和社会生活的历史性，就被解放了出来。显然，后结构主义者把结构重新置于时间维度之中，扭转了结构主义的反历史倾向。后结构主义者都成了历史哲学家，因为“他们赞成一种彻底历史主义观点，认为意识、认同、意义等都是历史地形成的，因而都随着历史阶段的变化而变化”[20]。
西方学术界也开始思考，结构研究和传统历史研究之间比较严格的界限，是否是合理的。譬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尽管同结构主义者一样致力于建立关于社会生活的“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学说，但他也竭力尝试消除“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传统形成的壁垒森严的界限”“社会科学关注的就是无论任何时间地点都普遍有效的概括，而历史学分析的则是位于具体时空情境中的事件的展开过程。”在吉登斯看来，“这种传统观念实际上毫无价值”[21]。因为对所有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的分析，“都需要通过复杂微妙的方式，将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协调在一起”[22]。历史学家专门研究一些特定时期的特定种类的文本材料、语言和遗迹，但这种研究从来都无法脱离社会理论中的各种概念。社会科学家关注如何运用最抽象的理论来规定社会生活问题，但他们也不能摆脱解释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文本，必须对许多文化现象做一些解释学的工作。因此，社会学家不应错误地压制时间在社会理论中的应用，而应从历史学家那里学习历时性维度的运用。历史是事件和结构之间（通过人们能动的实践活动）不断相互作用，在时空之中不断相互生成和结构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