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实在论者对历史认识的复杂性简单化了，他们往往把历史事实看作就像史学著述所表述的那样存在。然而，“历史学的批判功能呼唤一种元批判（meta-critique），以便提醒人们：历史学把原始资料转变成了另一种带有社会属性的文化产品；历史学是一种把现有符号转变成作用不同的另一些符号的方法”[27]。由于符号转换的问题，分析的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及史学理论必然要认可历史认识的相对主义成分，但通过某种认识形式或图式，历史学家仍然可以科学地把握历史进程的形态或实质。然而，伴随着语言哲学日益主观化和相对化，语言与其表述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日趋脆弱，描述实在和表达真理的语言成了一系列游戏的踪迹。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中，实在的历史与客观的事实都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是作为话语记号的文字。在这里，正如迈克尔·麦杰（Michael Cslvin McGee）所说的，“实质被表象掩盖，真理被话语掩盖。”[28]历史真相因其超验性而被搁置，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关于真相的话语或文本。
在历史上，不断有人对历史语言的特权持怀疑态度。但是，怀疑的能量需要积累，最初的质疑是部分的或迟疑的，可是到20世纪60年代末积累变成了爆发。巴尔特开始直截了当地向传统历史观提出问题：话语的结构分析是否应当保留虚构叙述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异？如果想保留，是否存在可以划清二者之间界限的标准？换言之，在某些重要的可辨别的方式上，历史语言与小说和神话的语言是否确实有差别？巴尔特认为，话语是超越句子层次的词语系统，即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他通过罗曼·雅克布森（Roman Jakobson）用来分析语言的所谓“转换语”（shifters）概念，对历史著作这种话语形态进行形式分析。巴尔特罗列了各种层次的转换：首先，经典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和米什莱（Jules Michelet），运用聆听，然后把听到的东西整合到他们的话语中。在此整合就是转换，转换语有“据我所闻”或“据实而言”，等等。其次，是有机结构层次的转换。譬如，史学家常说，他暂时离开这个论题，先插入一个别的问题，然后再回到原来的论题上，等等。这显然是出于历史话语的文本需要。最后，转换是在其始陈述或前言中提供的。例如，只有等其他文本完成之后，米什莱才写法国史。通过这些转换，巴尔特声称，历史编年的时间被解构了，直线展开的时间被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