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西方文明的危机问题，胡塞尔认为西方的危机是人性的危机，是科学的危机，现象学是克服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海德格尔认为西方的危机是科学技术所引发的危机，产生这一危机的根源是对存在的遗忘。要克服这种危机，就要回到存在中，并从西方文明的源头处为其寻找新的发展可能性。
胡塞尔认为，欧洲人性的危机表现为科学危机。在20世纪，科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能源技术、交通工具、通信、理论物理、医学等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科学与技术呈现出一派生机，怎么能说科学出现了危机呢？
对此，胡塞尔认为，“所有这些学说的科学的严格性，它们的理论成就的明显性，它们持久的令人信服的成果，都是毋庸置疑的。”[55]但是，也应看到，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自然科学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科学，它不研究人的意义和价值，它失去了其存在于生活世界中的根基。
胡塞尔始终坚持意向性原则，即对象是与人相关的意义，意义是人赋予的，因此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在现象学基础上进行。自然科学与其说发现了自然的规律，不如说发现的是人赋予意义的规律，自然科学应该首先成为一门人的科学。而且，科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生活世界，科学的理论的探索是欧洲人在生活世界中发展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它具有非实践性、理想性的特点，欧洲人认同并追求这种生活。但应看到，所谓自然科学只研究“客观”对象，而不研究人的意义与价值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根基的遮蔽。如果我们看到自然科学只是人的理性（理念化能力）的一种表现方式，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把人的意义与价值也理念化（科学化），而后者则更为基本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