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尔班把历史科学界定为事件科学，这种科学以描述特征为己任，而制定法则的任务是由规律科学即自然科学来完成的。这样一来，探求普遍性的规律则被排除在历史学的任务之外。在文德尔班的分析中，他强调历史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与不可重复性，断然否定普遍规律性的存在。他以有机自然界的科学为例，作为分类学，它是带着制定法则的性质的，因为它可以把那些在人类一直观察到现在的数千年始终如一的生物类型看成它们的合法形式。但是，作为发展史，它是把地球上各种有机体的整个系列表述成一个在时间历程中逐渐形成的渊源流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但无法保证在任何别的星球上重演，连这样的或然性都是根本谈不上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历史学称为一门描述特征的历史学科。这段话的意思无非是想说明，在历史的领域里没有所谓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存在。
然而，如果历史学领域中没有普遍性，那么怎样解释古往今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努力探求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愿望和实践呢？这正是文德尔班极力批判的焦点。他以极其轻蔑的口吻说道：“执着于与类相合的东西，乃是希腊思想的一种偏向。”[15]他分析指出，虽然任何个别的认识都要适应一个大整体，这是它的主要目的，但是我们决不能把这个目的了解为仅仅是一种归纳式的系属，即把特殊的东西系属于类概念之下，或者系属于全称判断之下。在他看来，只要个别的特征参加到一个生动的完整观念中去，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也同样是达到了目的。他进而分析了他所谓的这种“偏向”的来源与发展，这种肇端于爱利亚学派的思想偏向，在柏拉图那里得到理论上的发展并形成了留传后世的基本形态，柏拉图主义专门在共相中寻求真实的知识。近代以来，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也以宣传这种偏见为己任，认为历史没有严格科学的价值，因为它永远只抓住特殊的东西，从来不理会普遍的东西。为了把历史学提升到科学，某些社会历史学家也转向了对普遍性的探索。有人说人类的理智越是努力追求概念和规律，也就越要把个别的东西本身抛掉、忘掉、放弃掉。现代实证主义哲学“从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的企图，其依据即在于此。文德尔班认为，这些历史学家在对人民生活的规律进行了归纳之后，最后得到的无非是几条不痛不痒的普遍规则，他们仅仅以仔细分析为名，来掩饰其车载斗量的例外。而这是与历史学的根本任务相悖的，历史学追求的恰恰与此相反，人类的一切兴趣和判断，一切评价，全都与个别的、一次性的东西相联系。人类全部的活生生的价值判断，关键就在于对象的单一性。在这里，文德尔班犯了一个错误，承认历史领域里存在一般的、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同样的历史事实会毫不走样地重来一次。也就是说，文德尔班把承认历史规律等同于历史循环论，并言辞激烈地进行了批判：“我始终感到非常遗憾，像希腊人这样一个妙趣横生、感情细腻的民族，居然容得住一种说法贯穿在他们的全部哲学中，认为在万物的周期性的循环中，人物也会重新出现，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部丝毫不爽。——认为同样的我曾经一度像现在一模一样地生活过，痛苦过，奋斗过，竞争过，喜爱过，憎恨过，思想过，意欲过，而当宇宙的大年周而复始、时会重逢之际，我还必须照本宣科，在同样的舞台上重演同样的角色，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文德尔班就此断言：“历史学拥有一项不可转让的形而上学权利，它的第一个伟大而且坚强的感觉，就是要为人类的记忆保存下这个一去不复返现实中成为过去的东西。”[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