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新中国史学走过了50年历程。这50年，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变革最深刻的时期。变革，反映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新的研究资料的发现以及研究成果形式等方面，但就最重要的环节来说，主要还是在理论建设方面。
一、发展的前提和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20世纪前期中国史学的积累。第一，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以后，中国史学在理论上加快了近代化的步伐。第二，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西方史学的输入，中国史学界异常活跃，思潮、学派应运而生，各陈其说，至三四十年代，形成齐流并进之势。其中，以历史考证学派成就尤为突出，如王国维、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史家，都有丰富的成果问世。第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李大钊、郭沫若为代表，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三四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了一大批面貌一新的历史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重大的发展，在齐流并进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这里，我们没有可能来开列有关成果的清单。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之总相的估量。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讲到“科学方法”和“新史观”对民国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这样写道：
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