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是近来史学界特别关注的一个题目。受专业和学识的局限，我对这个问题很难讲出有分量的见解。但是我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史学工作者来思考和研究这个问题，以增强我们的历史感和时代使命感，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方向，进一步明确我们的研究任务，以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一、中国史学在世纪之交的双重任务
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面临着双重任务：总结和开拓。总结和开拓是分不开的，总结是为了进一步开拓，这才是积极的总结；开拓也只有在认真总结的基础上进行，才可能是扎实的和有成效的。总结和开拓，都是为了推动中国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它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就是：
第一，要花大气力研究和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要研究和总结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经验。如果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的话，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最大的变革和最大的成就。因此，科学地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历程，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中经历的曲折，以致它所遇到的挑战和考验，对当前的和今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与开拓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都具有启迪和鼓舞的作用。从史学工作的要求来看，这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第二，20世纪的中国史学，涌现出一批史学大师。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也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顾颉刚、陈垣等，他们的治史经验和学术成果，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宝贵遗产。尽管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并不相同，甚至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他们的治学旨趣和研究领域亦各殊异，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也各具特色。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贵自得之学。他们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诣，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也十分了解当时外国史学发展的趋势，但他们不泥古，也不盲从，而潜心于继承和创新，各成一家。对于这些，我们是应当认真地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的，并以此作为进行新的开拓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