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学家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学术事业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为社会进步、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白寿彝先生在70年的治学道路上所积淀与培养起来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风格，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1993年白寿彝先生85岁时，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部论文集，以示祝贺，书名叫作《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1998年，为祝贺白先生九十华诞，史学研究所又编辑、出版了一部论文集，书名是《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关心历史前途，注重理论建设，是从两个重要的、带根本性质的方面反映了白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风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里，想从几个比较具体的方面，谈谈白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风格。
第一，正确的治学方向。这主要是对理论的兴趣和对时代的关注。1937年，28岁的白寿彝先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交通史》。他在本书第五篇第六章“中国交通事业之前途”中指出，近90年来中国交通事业虽有一定的进步，但是“若和世界各先进国相较，这只能算中国交通事业之现代化的开始，距现代式的规模之形成，尚相去甚远”。他进而深刻地分析了当时中国交通事业发展的六大障碍，认为：“在这个时候，国难严重到了极点、这种关系国家兴亡的大事业是需要政府和人民拼命去作的。我们的一部中国交通史，究竟是一部失败史或是一部胜利史，在最近的数年就要决定。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他的理性思考和爱国**，洋溢在字里行间。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寿彝先生自觉地、积极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陆续发表、出版了以唯物史观阐述民族问题、疆域问题、中国历史进程问题等的论著，开始从进步的历史观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从爱国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发表的《谈史学遗产》、《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等文，反映了他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史学遗产、探讨史学发展规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从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他撰写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和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以及对整个《中国通史》框架、脉络的规划等，更进一步反映了他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史学方面的造诣。近20多年来，他反复强调：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中国历史，这是一种责任，既是对中华民族的责任，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责任。